近日，海内外多家媒体转载了2014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篇文章：《苏联共产党究竟杀害了多少华人？》，揭露了苏共残酷杀害大量中国人的部分史实。文章称，中国大陆主流思想曾长期将苏联谀吹为“老大哥”“伟大榜样”“苏联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整个1950年代，任何稍有对苏联不满的言行，都被以反革命论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当时的中国百姓却彻头彻尾的笃信不疑。其实，“北极熊”始终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苏共不仅鲸吞中国大量土地，同时杀害大量中国人。
苏共到底杀害了多少旅苏华人，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启民在文章《旅苏华人遭受政治迫害史实》中披露了苏共杀害中国人的史实。文中揭露，1930年代，在前苏联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名单上报后，莫斯科甚感满意，便电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奖。孰料，一听说让他去莫斯科，这家伙反被吓破了胆，多年的职业生涯告诉他，去莫斯科是条不归路，不去也在劫难逃。他当然知道，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莫斯科岂能留下活口？为了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跑。于是，他提着箱子，装着远东防御图，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当了顾问。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杀掉灭口了。这应了那句老话：恶有恶报。”
与此类似的事例很多，在1937年滨海边疆区镇压中国人的“中国行动”中。有5940中国人被非法抓捕。抓人总得有个罪名。但严刑拷打致死100多人也掏不出个口供，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俄语，更不知道为何被捕，因何受刑。一个叫约瑟夫的苏共处长，张口就给所有被捕的中国人定了个“间谍罪”。罪名是有了，但如何让活着的5840人都承认罪名仍是个难题。就先靠刑讯逼供迫使一个懂点俄语的人招认自己是“日本间谍”，再让这个人代替其他中国人集体“招认”。然后先开列了一个750人的“间谍”名单。“三堂会审”的结论是一律枪决。
在1937年的迫害浪潮中，西伯利亚的所有中国人无一幸免。杀人不眨眼的约瑟夫也于1938年被捕，1940年被枪决。即使在1995年的平反审查中，太平洋舰队军事检察官仍然坚持拒绝为之平反的结论。可见，天理不容！类似的情况在西西伯利亚北部也发生过。在1938年2-3月和1931-1933年间进入苏联的全部男性中国人和朝鲜人统统被逮捕，他们都是切尔诺格尔斯克煤矿的工人，总数达700人。许多人不懂俄语，不知道因何被捕。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就诱迫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诉状上按个手印，就算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了，说是预谋在日本进攻苏联时推翻苏维埃政权。这样的罪名，当然是死刑。
原来，在被卷入苏维埃政治绞肉机里的3000万苏联人中，除俄罗斯人，还有10个少数民族的250万人，其中旅苏中国人是受害“重灾区”之一，尤其是居住在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中国人，我们的同胞。他们被抓捕和屠杀仅仅因为民族属性，仅仅因为苏联当局认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潜在的不忠诚分子”。
许多中国人牺牲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许多中国人为保卫苏维埃国家立下不朽的功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烈士的鲜血和汗水并未能使数以十万计的旅苏中国人免遭严酷的政治迫害。从1920年代起，持续整个30年代，到1937-1939年的顶峰时期，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以“潜在的不忠诚分子”、“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间谍特务”等罪名投入监牢和集中营，强行驱逐出远东和西伯利亚，其中数千人被无辜枪杀。已知的受害者名单表明，对旅苏中国人的迫害遍及苏联各地。事实上，在受害者当中没有一个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不识俄文字母表的文盲，与政治毫不沾边的人士。他们受迫害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问题在于这是一些被尊为领袖的人们以革命和苏维埃的名义制定的罪恶政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兄弟”送上断头台和“古拉格群岛”。这让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是永远的兄弟”（苏联歌曲“莫斯科-北京”中的一句歌词）的歌声中长大的一代人，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罪恶可以被宽恕，但不能被忘记。重述历史，就是想告慰遭受迫害的旅苏中国同胞的在天英灵，他们没有被忘记。记忆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汲取血的历史教训。
苏共不仅残酷迫害中国汉人，也残酷迫害中国蒙古人。1937年9月10日晚，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共）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蒙共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国法、“党纪”和政府、政党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斯大林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库仑(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1930年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
经过多轮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厥斯坦”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1980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