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6月23日讯】兰州大学右派学生、《星火》案核心人物张春元
林昭涉入的《星火》反革命案，因一群大学生办刊物揭露毛共大饥荒罪行，被一网打尽。为首张春元优秀而勇敢，历尽艰辛，难逃一死。
兰州大学右派学生、《星火》案核心人物张春元1970年在兰州被处决。
一九六○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肃武山县由兰州大学右派学生苗庆久、向承鉴油印三十余份（十六开本）。第二期已组稿，但未及印出。这批右派学生面对大饥饿的悲惨，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国人起来斗争，结束暴政。因而遭到残酷镇压。
《星火》案核心人物张春元（1932─1970），河南上蔡人，一九四八年底参军，后为志愿军坦克兵，交通部副部长王首道小车司机。一九五六年兰大历史系调干生，一九五七年划右派。一九五九年六月号《电影文学》发表其文学剧本《中朝儿女》，应邀出席长春电影製片厂新片摄製计划会，不料其下放所在的天水马跑泉公社党委致函长影，右派身份暴露，投拍作罢。一位绝对上档次的文武全才，一九六○年七月中旬因搭救恋人谭蝉雪（因偷渡香港未遂被收容）於广东开平被捕。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越狱，九月六日再次被捕。原判无期，一九七○年三月因“在监内进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动”（与同案犯杜映华递纸条），被处决于兰州。
用苦肉计成功越狱逃亡
张春元越狱脱逃经历是整个《星火》案重大「花絮」。到案后，张春元被关押於省级政治犯的兰州贡元巷看守所一座古老监狱。像绝大多数囚犯一样，一进狱便琢磨「重获自由」。他先用苦肉计，不进食，后呕吐，甚至吐血，出现昏厥休克，奄奄一息。看守所只好将他送到甘肃省兰州劳改医院。
案犯沈源得知张春元即将送医院的消息，在张去医院前一小时，向张介绍了劳改医院情况：警卫比看守所鬆得多，逃脱机会大；每天晚六时以后，外部警卫就撤除了，只要出了医院就没人盘问。还介绍一名在医院工作的李××，可请他具体帮忙。一九六一年七月底，张春元被送劳改医院，经过治疗，体力得到恢復，但他仍佯装未癒。八月十日晚约八时，整个医院静悄悄，天气热，苍蝇猖獗。三名警卫，两名在打苍蝇，一名在床上拉胡琴。张春元抓住机会，拿上衣服，从病房迅速越过走廊，奔到对面伙房，炊事员都开会去了。他换好衣服，衣冠端庄地冒充下班大夫，堂堂正正走出医院大门。一出大门即奔向公路，当时该医院附近还是荒凉郊野，漆黑一片。他身无分文，躲在沟边树丛，必要时可翻身躲到沟底。
过了一阵，远处出现亮点，凭著多年汽车兵经验，知道是一辆汽车，还判断出是一辆货车。一阵狂喜，心知有救，他脱下衣服，向汽车挥动。汽车停下，张春元向司机诉说母亲病重，必须赶到汽车站。司机见他焦急万分，问他家在哪裡？“在定西。”“正好我这批货要送到定西，你也不用坐火车了，顺路把你捎过去吧。”张春元连忙道谢，心想“天助我也！”对司机说：“我也当过几年司机，我看咱们俩轮流开吧，免得过度疲劳。”到达定西，已是次日上午十时多，与司机告别后，他步行去十九公里外的巉口。巉口山势险峻，全是荒山，人烟稀少，晚上狼群出没，绝不会有人来此搜捕他。
奔难友王汉光，寻林昭不遇
逃向巉口，乃是投奔谭蝉雪挚友王汉光，一位北大出身的林业局右派干部。王汉光先参加南下工作团，辗转入陇，进了林业局。省林业局在山沟裡办了一个林场，王汉光划右后，一家人均被赶至巉口林场。女孩两岁、男孩四岁，一天兄妹俩饿了，钻进地裡吃豆子，中毒晕厥，等送到定西医院，哥哥救回，妹妹归西。
张春元进了王汉光窑洞，说明情况，王汉光拉著春元的手：“你放心吧！有我的一个饃就有你的一半！你先在这裡休息好以后再说。”张春元长舒一口气，这才感觉肚子饿了，拿出藏在身上的仅有的两个馒头，王汉光一把夺下：“今天晚饭我们大家吃顿热的，祝贺你逃出天罗地网！”王汉光在张春元的青菜麵条裡熗一勺油，吃得真香，张春元美美睡了一觉。
次日，张春元要走，王汉光坚留他再住几天，为了养精蓄锐。一周后，张春元坚决要走，王汉光赠送二十元钱与五斤粮票，祝他路上多珍重。从不掉泪的张春元泪花闪烁。
在狼群幽绿目光巡游的夜幕中，张春元赶到定西，扒上火车直奔上海。先到顾雁家。顾雁乃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兰大物理系研究生，学生右派，此时已被捕。顾妈妈接待了他，安排他上餐厅吃饭，但不敢留纳家中（顾雁获刑十七年，服刑青海，平反后任教兰大，一九八五年晋升教授，后调中国科大物理系。现今不愿忆旧）。
从顾雁家出来，再到苏州林昭家，得知林昭也已被捕，便以林母名义写了一封明信片，因为林昭熟悉他的笔跡。这张明信片未能到达林昭手裡，进了张春元的档案中，故得保留：
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围绕著红色的高墙转上两圈，聊表寸心，请接受我这不成体统的慰藉。......我们的生活，其材料之丰富、多趣是能写一本书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愿你能抱著“既来之则安之”，自己一点也不著急的态度，很好地读完这本有用的、难得的书，将来为人民更好的服务。......我们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於斗争——只有敢於斗争的人才能敢於胜利。
走投无路，致函人民日报申冤
张春元脱逃，公安部门全力搜捕。为得到线索，分别安排两名卧底。一名男卧底伪称顾雁朋友，上顾家求租住房。顾家母女以女眷不便为由，予以拒绝。另一名女卧底张茹一由法院事前安排，与林昭同号。许诺如完成任务，出狱后安排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将与林昭有联系的人员摸清，特别是有关张春元的信息。其实，此时张春元早已再次被捕，但上海这边仍不知情。张茹一信以为真，对林昭百般照顾，逐步建立感情，林昭未能识破其奸，天真地把苏州方面的组织和人员（包括住址）都告诉了她，引发又一桩冤案。
从林昭家出来后，张春元思想斗争激烈，认为自己人身虽获自由，但这种自由却是卑鄙可耻的，自己成了一个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卑贱之人。此时，他有亲不敢投，有友不敢靠，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前途、命运一片茫然。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不能躲躲藏藏过日子，得做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定写信给《人民日报》，把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告诉编辑部：
一、我之所以从一个大学生走到这一步，实为客观环境所逼。反右中，我并没有攻击党和政府，仅在鸣放中根据学校情况提出并系要求，希望把兰大办得更好。后来院系调整也证明我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我却因提了这一意见沦为阶级敌人。
二、下放农村后，目睹饿殍、浮夸、谎言等实况，本想向中央反映，但因反右前车之鉴、庐山会议彭老总之“榜样”，使我只能组织一些志同道合者开始活动，并以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手段反对现政权。
三、说真话讲实际的人都打下去了，难道不是中国政治日趋反动衰退的表现吗？如果说我们有罪犯法，那造成这一局面的人就应该是罪魁祸首。
赴广州再次被捕和老干部同就义
如此这般想定，张春元决定直接到北京投案。赴京之前，他须先下广州，因为那裡还遗留衣服。於是，他从上海南下。到杭州后，突遇警察押著一群盲流走过，警察请他出示证件，他身上什麼也没有，连吃饭的钱也没有，警察将他赶入盲流群，送入收容所。将要接受审查，后果难堪。晚饭时相对混乱，张春元於是鼓动一些盲流衝门，衝过小门，但在大门处被拦下。警察包围上来，扬言要开枪，其他人都后退，张春元被暴露，立刻送往杭州著名的小车桥监狱（前国民党陆军监狱）。审讯中，儘管张春元冒名高澄清，在兰州地质队工作，但很快被识破，因甘肃省公安厅向全国发出通缉令。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张春元被捕归案，先送回兰州贡元巷看守所，一九六二年送天水巿第三监狱，上了脚镣手銬受尽折磨。
一九七○年三月，因与同案犯、甘肃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映华互递纸条，坚持“反动立场”，“再次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一起被拉出公审、处决。祭了文革之旗。令人惊讶的是：比他大五岁的杜映华，学生地下党出身，“我党老干部”，居然视“反革命分子”张春元为师。杜映华原判刑五年，他递给张春元一张字条，竟是向张春元请教获释后“如何活动”？张春元的 “反革命能量”可见一斑。杜映华也因此由五年一跃为极刑。
甘肃地方法院一再阻拦平反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发佈五十五号文件，“右派”一风吹。张春元及《星火》案所涉及的兰州大学其他七名案犯“右派”身份得到改正。但“反革命集团案”仍难以平反。他们分别向武山、天水两地法院提出申诉。由於承办復查的还是当年的原判者，一九七九年七月，天水地区中院回覆：“判决事实清楚、罪证确凿，原案定性不变，维持原判。”
此时，当年的青年学生右派已是历练风尘的中年干部，他们要求母校兰州大学出面关心此案。据说在省委《内参》刊载“《星火》案”，省委责成省高院成立专案组，加之“案犯”中有海外关係，向中央统战部和甘肃省委询问亲属下落。几经拉锯，一九八○年元月才由天水地区中级法院分别向天水巿法院、武山县法院发出平反通知。三月，天水中院再函告上海静安区法院：
经复查，原判事实出入不大，但由於该案的起因动机的特殊情况（右派错划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对该案不以反革命集团定性，其处理情况是：张春元定反革命罪，维持原判；向承鉴以反革命煽动罪免於刑事处分（原判十八年）。对其餘案犯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仍留有尾巴，张春元、向承鉴还是定为反革命罪。向承鉴多次提出抗诉，要求重审。
一九八一年四月，天水中院组织合议庭再审张春元、向承鉴一案，宣告无罪。对张春元一节的判决词如下：
……张春元在下放天水劳动期间，於一九五九年多次书写文章和散佈言论，内容是对其被错划为右派不满和对当时农村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这些文章和言论中有某些政治性错误，但未构成反革命罪；张春元在服刑期间，对原判不服，坚持其观点，在犯人中进行串连、传递字条属违法行为，再次以反革命集团定罪判处死刑不当。据此，特判决如下：对张春元宣告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星火》二期十餘篇诗文，今天看来“毒液”仍浓，仍是批判、反抗毛泽东暴政的杰作，该刊必将载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张春元会像林昭一样，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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