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6月18日讯】四川省四监狱九中队第三分队,是清一色的死缓,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最小的熊光禄才十七岁。他们所犯罪行多是抢劫杀人或谋财害命,只有值星员(即组长)袁崇贵是公社书记,是药死妻子的凶犯。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贫贱,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大字认不得一升,有的还是文盲。案件数额极小,多为一口粮食和几斤粮票,如用价值计算不足人民币十元。且犯罪手段直接,无任何作案技巧,原始得不能再原始。我认为此种犯罪应为国家政策所致,是执政者不让老百姓活下去的结果,他们为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毫不过分地说,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与“大炼钢铁”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更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不幸,留下这个“不幸”以警示后人。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黑点,一个火星可以毁去一片森林的苍绿。这些人物的命运,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现状的一部压缩版。
熊光禄,一个典型的农村孩子,憨厚老实,天真无邪,从不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平生只坐过一次汽车,就是从看守所送来省四监狱。他有一张稚嫩的娃娃脸,一双惊恐不定的大眼睛,圆圆高翘的大鼻子下紧紧地压着两片厚厚的嘴唇。他不善言词,一说话就发急,一发急鼻尖上就冒汗。
我喜欢和他聊天。一次他问我:“听说你当个记者,见过海吗?那海到底有多大多深?它的那半边是不是美国?我会水,打个‘迷头’(四川话潜水的意思)就能钻过去吗?”
我回答不出,只好一笑。
当时正是中苏交恶时期,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中央的文章,史称“九评”。批修防修是全党全国大事,领导干部学,机关人员学,工人、农民学,各行各业学,关押在监狱的犯人也要学,不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犯人怎么办?因为学习要联系实际,所谓“上联下批”,难免常常闹出笑话。
一天晚上熊光禄发言说:赫光头的“三祸(和)一少”真它妈个舅子坏,害得我们农民穿不暖吃不饱,才使我去偷苞谷杀人……我以为他发言走了题,停笔问道:他的“三和一少”,怎么与你偷苞谷杀人有关?他正儿八经道:当然有关啦!苏联是老哥,带头搞“三祸”,我们中国老百姓怎么受得了?他一祸公社化,二祸大跃进,三祸大炼钢铁,所以我们才缺吃少穿。
我心里特满意他的发言,认为他说到了点子上,但我是学习记录,必须纠正他的“错误”说法。便道:不是“三祸一少”,是“三和一少”。“三和”是指“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一少”,是少支援亚非拉的革命人民。
其它在座的同声哦了一声,不停地夸我理论水平高,解释得清楚透彻。我有什么水平,只能照本宣科敢言其它吗?学习是个套,狱吏就用这个套在死井里抓活鱼。凡被抓上的不是挨斗争便是加刑,不然何以叫“改造思想”?作为“学习记录”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帮他们掩盖。
每学习完一“评”就要进行一次小结,各人都得写出心得体会呈交给狱吏。熊光禄写不出找我帮忙,自然责无旁贷。记者出身的我喜欢探索,喜欢用手中的笔去解剖人和事。经过几次长谈,发现他的杀人犯罪实属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歪理邪说所致,近似一个洁白纯真的心灵为毒品海洛英污染,是“阶级斗争”异化的产物。
他是宜宾古宋人,那是个山区里的山区,不通公路与世隔绝,是陶渊明先生笔下的桃花园。千百年来邻里和睦亲善,无争无斗,没有仇敌,没有冤家,和和融融,相安得像一家人。
他祖祖辈辈世代农耕,大小九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解放后”老毛为坐稳天下,总是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什么“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尔后又是什么“互助合作”、“统购统销”,再后是“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运动。每搞一次运动就给农民脖子上系条绞索。到了1958年后,不知农民脖子上系了多少条绞索。每一条绞索都是条吸血的毒蛇,捆紧农民手足,勒紧农民裤带,让你死不死活不活,只能乖乖听命。
按照毛的说法,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要把千千万万的农户“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富裕的道路”,不然中国就会重新回到“人剥削人、人吃人的万恶的封建社会”。这条道路就是要消灭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私有制,为此农民不得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家是是自耕农,“土改”时是“团结”对象(土改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消灭地主),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对象”,得交出土地,交出农具和耕牛。他爷爷是当家人,不愿把土地和农具交出来,坚持单干。
“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逃不了批判斗争。爷爷性硬,视土地如命,无论怎样也不把祖上传下的五亩土地的契约交给公社。不交就天天斗月月斗,斗得来他爷爷痛心疾首,大哭几场,一身是病。父亲是明白人,知道汗毛扭不过大腿,不入也得入,最后只好入社。在全乡、全县、全省热烈庆祝“人民公社取得伟大胜利”的那天,爷爷一命呜呼了。死时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份祖上留下盖有国民政府大印的契约。
他当时年纪尚小,不足十二岁,自不知人世间的欢喜忧愁。印象最深的是一日三餐白米干饭变成了公社食堂的大锅清水汤,穿在身上的衣服纵是千疤万补也换不上新的。家家一样,户户如此,缺吃少穿成了农村治不好的痼疾。
父亲常向他说:儿哩,这年头要想吃饱穿暖,思想得进步提高,赶快入团入党当个干部,纵去不了县里乡里,在村里也不吃亏啊!
父亲说的是大实话,在一切财产归公的年代,共产党肥得流油,只有紧跟才能沾点光。在父亲的鼓厉鞭策的怂恿下,他也学会了跟风,成天追着干部屁股转,很快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当上公社基干民兵。别小觑这个职务,也有便宜可拣。
饥荒年间的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农村遍地是小偷,处处是盗贼。偷,地里蔬菜、红苕、苞谷;盗,放在仓库里的稻种、谷种,以及那些能进嘴的东西。这些小偷小盗,不是外来的贼,全是社里的社员。
“家贼难防”,很难对付。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公社将基干民兵分两人编成一组,搭棚守护日夜巡逻。团支部书记胡海寿和他一个组,看管的是母猪岩那一大片苞谷林。苞谷挂上红须须,在硕大碧绿的叶子上摇摇摆摆煞是诱人,饿极的肚子恨不得吞下几包。
大队给守夜民兵每晚发四两重一个火烧麦粑,可吃长饭的后生怎么也塞不满肠子,扛着步枪转几圈肚子里就没东西了,下半夜饿得来直流清口水。他是个死脑筋不开窍,再饿也不吭声。团支书胡海寿有心计脑袋活,饿了会打主意,不是煮罐菜吃便是去地里抠根红苕。他不说也不参与,尽心尽责死死地守护着那片成熟的苞谷林。
一天夜里,两人巡逻回来躺在草棚里闲聊。支书问:光禄,你饿不饿?他说:不饿。只是肚子里有点咕咕响。支书笑了说:傻瓜那就是饿,肚子在向你说,我要吃苞谷!我要吃苞谷!
他笑了笑说:哪有苞谷,未必去偷不成?支书说:我们守护苞谷林自个吃几包,怎么是偷呢?别人去扳才是偷。他不言语,心里在想支书的话:到底对不对?
隔一会儿支书又说话了:我看着棚子你去扳几包苞谷回来,用树枝一烤,吃起来挺香的。他不表态也不动窝,支书再次催他干。他想了会儿说:这不太好吧,万一队里知道了怎办?支书纵声嘿嘿一笑:谁知道?这一大片苞谷林,没说吃几包,就是几十几百包也看不出,除非自个坦白交待去。我火柴都带出来了,你去扳,我找树桠。
支书语气挺硬,近似命令,他不敢违抗,风快地飞出工棚。不一会儿扳了十几包又大又饱籽的苞谷棒子回来,麻利地剥去皮扯去须,燃上树枝哗哗剥剥烤上。
黄酥酥,真好吃,香、脆、爽!吃上一次想二次,一连吃好几次,自然留下痕迹。一天大队长到各处苞谷林察看,在他们看守地段发现了几个啃过的烧烤棒子,于是不提名地进行了批评:这是谁干的?要坦白交待啊!
待大队长走后团支书把嘴一撇说:坦白交待休想!光禄,你得扛住。他是老实人不露一点口风,可团支书是精灵鬼,做贼心虚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主动向组织做了坦白交待,还检举了熊光禄怎样唆使他干这种“损害集体利益”的“盗窃行为”。不几天公社武装部长找熊光禄谈话,提出严厉批评,勒令他写检查交待。他不服申辩,说是团支书胡海寿叫他做的。武装部长冷冷一笑说:你狡辩什么?既是胡海寿叫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揭发?现在别人检举了你,你不但不认识错误,反猪八戒吃西瓜-——倒打别人一钉耙。凭这恶劣态度就该处分你!
他不再申辩,一肚子是恨是怨,不知怎么发泄。晚上两人又在一起值夜,胡海寿心怯不敢看他的眼晴。他粗粗地出着气,像个快爆炸的油桶。那夜特闷,天边沉雷滚滚,草棚热得发慌,相互没有一句话。不久两人睡下,被子里响起团支书的呼噜声。这呼噜烦得熊光禄睡不着,眼睁睁地看着头上那盏摇曳不定的煤油灯。天边那滚滚沉雷变成了武装部长对他严厉的批评声音:你狡辩什么?既是胡海寿叫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揭发?现在别人检举了你,你不但不认识错误,反猪八戒吃西瓜-——倒打别人一钉耙。凭这恶劣态度就该处分……
愈想愈气,愈气愈烦,愈烦就愈想报复泄愤。他想着想着,轻轻地爬下床,摸起放在门边那把挖山地的大铁锄。说时迟来时快,对准熟睡中胡海寿的脑袋用力砸下去。只听得噗哧一声,肉长的脑袋怎经得住铁锄的敲打,像个西瓜开了花。一床红红的血水,一地白白的脑花,胡海寿没叫一声就死了。他怔怔地看着,手软腿无力,不知怎么是好。知道自已杀了人,可没有跑的打算。
“好汉做事好汉当”。
他拖着软软的双腿,来到大队长住的房子,在门前高声叫喊:温大队长!温大队长!……
大队长开门见是他,揉着惺惺睡眼问:光禄,这夜半三更叫什么?他道:大队长,我杀人了。大队长不相信地说:你发什么梦颠?回去睡觉。他不走,真诚地重复道:大队长,我真的杀人了,我把胡海寿打死了。
什么?大队长惊了,打开电筒光一照,见他一身是血,不敢怠慢立马赶到草棚。一瞧,满屋冲鼻的血腥味,满床血水脑花,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冲鼻孔,胡海寿一动不动躺在床上。
天呀!光禄……大队长急得大叫。很快,大队和公社干部闻迅赶来,有什么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立即用绳索将熊光禄牢牢捆上,赶夜派民兵送到县上公安局。
他什么也不推卸,一五一十说得明明白白,急得他父母呼天抢地双脚跳:这娃儿遭鬼迷了,怎么会去杀人呀!定有说不清的冤情哟!
什么冤情?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一口承认,很快逮捕、审讯、判决,不到两月,县人民法院以“报复杀人罪”,判处熊光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戴上脚镣手铐打入死牢,待高院核准后执行。十天后高院批复书下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x条x款之规定:熊光禄不足17岁,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听完这个故事,我心里真不好受,就为几个苞谷棒子险些丢掉两个年轻人的生命。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样的事何止上千上万!
发生在四川渠县,一时轰动全国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它还不是十几包苞谷,只是几根红辣椒。在本人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1960年我在“415”筑路支队劳教,一贴心哥们几次伙同我偷吃厨房饭菜,突然一天他经过“政策感召”,一下“大彻大悟”,向狱吏检举告发我,害得我吃了一索子。他“立功”我受罪,气得我五窍来血七窍生烟,恨不得杀了他狗日的。所幸我有理智,不敢盲动,知道杀人不但犯罪还要偿命,只将他吃饭的碗筷扔在老乡家猪圏粪池里。
报复之心人人有,只是“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看你怎样去对待处理。但是在那缺吃少穿,生命濒临死亡的年头,中共仍把人的求生本能视为“阶级斗争”,归纳演绎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先下手者是“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的“革命行为”,被告发者自然是“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为此,自无“宽容、宽厚、宽恕”,只有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杀戳,才有两个青年互为仇敌的悲剧!
胡海寿死得冤,熊光禄判得冤,究其原因都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误导国人,制造仇恨。遗憾的是这个祸国殃民的“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清算。执政的中共仍视它为“国宝”,还呼之为“万岁”。要真它妈的“万岁”了,中华民族就彻底完蛋绝子绝孙了。
死亡于人都很恐怖,世界上又有谁个不恐怖死亡?那“戴镣大街行,告别众乡亲,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毕竟是电影镜头,作家笔下的豪言壮语。我经历过死亡,陪伴过死亡,恐怖过死亡。试问一个大脑健全,活鲜鲜的生命,当明知自已要被杀掉,在死前那一分一秒是什么心情呢?蝼蚁尚且贪生,哪有不怕死的人?我抱头沉思会儿,一下来了探索的劲头,问他:当你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有什么想法?
想法?什么想法?他反问我:死就死呗!当法官宣布完叫我签字,我血冲脑门,抓起笔就签,二十年后又是个小伙子。可回到牢房懵了,好像三魂七魄出了窍,什么都不知道了,昏昏沉沉地睡了几觉,到第三天才清醒过来,慢慢地又过两三天才明白,我是要死的人了……
我道:你害怕么?感到恐怖么?
他眨着一双幼稚无邪的大眼睛,久久地看着我说:害怕个么?恐怖个么?第一颗子弹穿过去痛一下,后面倒一箱子弹在身上,不就多几个洞洞。
他说得轻轻松松,一点不紧张。说到这里语调一转道:反正要死的人也不算时间了,听说枪毙那天官家要偿酒饭,我就盼呀盼呀,好想饱饱地吃一顿。嗨!没想到改判了……
他笑了,笑得天真灿然。
你现在悔不?我问。
悔什么?他干了坏事,还去检举揭发我,这样的人不除,还得害人。他说得认真,一句一字,眼睛仍含仇恨。
我“哦”一声,哑了,久久地望着高墙外的蓝天。
蓝天有鹰在翔,有鸟在飞,活着于人何其重要?但争斗的仇恨正在扑杀着善良的人们宝贵的生命。人啊,彼此得宽恕、宽容、宽厚,不要再被邪说欺骗……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专制、专横的残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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