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4月27日讯】一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对于据说来自中文典故的英文谚语，我从不知该如何确切翻译。不过，听闻陈一咨去世的消息时，却觉得这句话对他的一生真再适合不过了。
是的，20世纪的很多中国人都被这”interesting times”诅咒，战争、革命、饥荒、阶级斗争，纵使侥幸地逃脱了被吞噬的命运，历史怪兽也一次次地摧残你。即便如此，陈一咨的一生也似乎更为跌宕，他在这跌宕中还熠熠生辉。
他出生于1940年的陕西。他的祖父是参与康有为1895年的公车上书的举子之一，大表伯则是一代文人吴宓。不过，这种荣光到了1949年就成了要被埋葬的旧世界了。
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崇拜这个新时代。他是中学里的“炼钢英雄”，被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接见过，是入党积极分子，并如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当他在1965年给毛泽东写了题为《对党和政府的若干意见》的三万字长信时，他也仍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相信这个国家的方向没问题，只是执行出了偏差，而他有义务向毛主席汇报。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把信送给中南海西门，还收了回执。
他的命运因此改变。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并遭遇了可能是最残酷的北大批斗会之一。侥幸逃生后，他被下放农村，目睹与经历了共产主义试验给中国乡村带来的巨大灾难。不过，他也在这混乱与无望中，缔结出一个对日后影响甚巨的小型关系网络，与一群落难的太子党结为莫逆。
他的人生在1978年迎来了转机，共产党似乎改变了它的方向。一直到1989年夏天，他被视作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推手之一。他组建并主持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组——农村正是中国改革的发轫处，他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会长……金观涛在1988年初给他的那个称谓并非全无道理，他是体制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盟主”。
这个“盟主”有着天然的脆弱性。共产党政权修复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却未承认他们的独立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这个，在漫长的压抑之后，任何思考与行动的空间都让人倍感兴奋。对于陈一咨这一小群人更是如此。中国正百废待兴，一个被摧毁的官僚系统使政治变得更为非制度化，倘若你能接近核心的决策者，你的理念就能迅速、有力地实现，得到巨大的回响。当陈一咨在农村生活里挣扎时，常以“必待尧舜之君”的志士自我勉励。胡耀邦与承接他的赵紫阳的确像是这共产体制中的明君——他们真切关心中国的未来，承认既有制度的弊端，乐于倾听青年人的建言。
那是个令人陶醉的年代，那个当年去西门呈交万言书的青年，如今可以随时出入中南海，那个在乡村的知青大队书记，感到自己正在帮助中国融入世界舞台，这里面既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有一种虚荣与权力的强烈满足。
个人实现与荣耀也是以依附性为代价的。他们享受到这非制度化政治的优势，也要承受对应的风险。胡耀邦与赵紫阳先后被其背后的老人政治推翻，而他们的追随者们则发现自己要应对历史性的选择。
当陈一咨与他的体制内经济改革派知识分子同僚（他们被称作“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在1989年5月19日发出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时，他们不仅在表明自己的价值立场——他们支持民主运动，也是某种政治博弈——他们站在可能被废黜的赵紫阳一边。
他们的价值被践踏，博弈变成了自杀。这也像是历史的奇特重复，他祖父支持的维新者在1898年的短暂实验后，他们寄望的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党则被砍头、开始流亡。在六月之后，赵紫阳被软禁，他的主要追随者则变成了通缉犯，陈一咨也踏上了流亡路。
二
在出版于2013年、将近700页的回忆录里，陈一咨只把时间终止到1989年。至于接下来的流亡生活，他准备在下一卷处理——“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局限，不同程度都受到‘共产党文化’的影响，既未能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未能领略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就成为我到海外后的迫切任务”。
很遗憾，他未能完成下卷书稿就离去。在25年之久的流亡生涯中，他积极的参与过海外民主运动，也卷入了其中的是是非非，他创建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继承了他在中国时的恢弘气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着流亡知识分子的最高学术与知识成就，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成了一名不屈不饶、相当成功的抗癌英雄……
但与康梁时代相比，这一代流亡者却面临着更大的窘迫。前者不过流亡了14年，其间目睹着清王朝的逐渐衰落，而后者则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丧失了合法性的政权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成为新强权，他们已经持续了25年的流亡生涯似乎仍离结束遥遥无期，他们也目睹着更年长的同行者逐个离去。逐步衰亡的不仅是躯体，还有他们理想、雄心、影响力。
陈一咨在洛杉矶的4月13日离去，仅仅一天后，就是胡耀邦的25周年的忌日。这个偶然似乎也印证了一代改革者与历史的彻底告别。而他们激起的特别情绪，则是公众对于“改革年代”的某种怀旧——这也是可疑的怀旧，历史的巨大割裂感已然发生。当傅高义的《邓小平传》出版后，公众似乎完全原谅了他的残酷，高度认同他的改革精神，似乎完全忘记了胡与赵两位总书记才是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的真正缔造者。同时，当一部分人用“胡赵体制”来批评此刻中国的政治停滞，这缅怀中又有了过多的浪漫化成分——在一个共产党的体制中，体制内的改革者到底能走多远？
在陈一咨的回忆录中，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体制内改革派的特性——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威权性，对社会力量忽视。当他在最初读到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时，感到它有道理，却不可行，当留学美国的杨小凯询问陈一咨政治改革是否可能使反对派合法化时，后者认定他太过异想天开。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从薄弱环节开始的改革更可能收到效果。但这可能也是对极权制度地缺乏深刻理解，以为它能在缺乏挑战与制约的情况下，真的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步一步变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改革很难导致极权体制的根本性改变。
按照立陶宛的流亡者Aleksandras Štromas的杰出分析，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经济概念、也不是一个社会概念，它是一个道德概念。毛泽东的极权不正是建立在这个道德基础上吗，它的一次次暴力清洗正是宣称被清洗者是“邪恶”之人，而对公有制、国有化的推崇也正是认定人是自私、不可靠的，它造就出的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自我正确的、总认定自己能代表他人的威权主义人格。
八十年代的最杰出改革者们，不管是陈一咨这样的经济改革者、还是刘宾雁这样的社会改革者，都是这种威权性格的例证。他们关注抽象的人民，对他们的疾苦同情不已，却对真正的个人缺乏兴趣与理解。他们的道德情怀令人敬佩，却可能与他们想要通往的方向并不相同。
在陈一咨的回忆录中，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这种人格特征，他似乎是一贯正确的，很少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也似乎很少主动承担历史上的某些错误。或许，正是这普遍的非个人、非内省、思维一元性的特征，令原本困难的流亡政治变得更为糟糕。
这并非是贬低陈一咨与流亡群体的重要性，他们已是历史的重要章节，他们都有一个曲折却丰富的“interesting times”，值得被不断地书写。
但是极权主义的挑战犹在，不管中国有了多少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符号，但它在本质上仍是极权主义的，个人价值与权利可以轻易被摧毁。不管北京街头的雷锋、焦裕禄的宣传品显得多么荒诞，它表明集体道德主义（不管它是真是还是虚假）仍是这个体制的主要支柱。当人们普遍幻想新的开明领导人出现，或是期望变革自然而然、不付代价地发生时，仍表明着个人意识的沉睡——你没有能力理解与坚持自己的信念。极权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不是外交困境、经济衰退、生态灾难，而是个人道德意识的真正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