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0日讯】几十年来，中国的民运事业饱受中共特务活动之苦。所有志士们的构想、策划、行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半秘密的，都无不是在中共特务的瓦解下，还在萌芽状态之中就被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所摧毁。原因无非是这些人之中早就被中共特务们打入、渗透了。中共当局对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了如指掌。并且，这种打入和渗透从国共时代起直到今天，都仍然只是单方面的，单向的。就是说，只是中共黑帮在民运体系内（当年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安插了特务，收买了大量的线人，而正义力量却无法打入黑帮内部。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敌方而言，固然是因为中共黑帮高度封闭的组织形式使得这种打入和渗透有很高的难度，就我方而言，则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也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甄别、考察过程，不能建立有效的滤除机制，无法对核心内容进行有效地遮蔽和对它们进行保护。因此，他们的被摧毁、被剿灭就是必然的了。（国共时期则主要是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认识不足造成的——事实上他们直到今天对中共的认识仍然不到位，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几十年来，数百万向往自由，追求民主正义的人们被告密、被出卖、被迫害、被关押。我们很多人因而把中共黑帮的特务活动看得神乎其技。其实，只要细细思考我们到底是如何暴露的？是怎样进入中共的黑名单的？抓捕过程细节如何？审迅过程怎样？等等这类问题，并把点滴这类信息串起来，汇编起来，进行仔细梳理的话，那笃定的说，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目前行之有效的特务活动百分之七十以上要失去效用，大量打入、渗透的特务、线人都将要被挖掘出来。因为他们不会是出卖了某一个人以后就不干了，而持续地出卖必然要留下蛛丝马迹。信息科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信息的价值在于综合，而汇聚、综合的功用正是政党组织的核心功用之一。这么多年来，这样重要的工作竟然没有人来做，原因正在于这样的工作必须在一个政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才能完成。特别重要的是，没有组织，敌我之间就没有明确的边界。这种状况只对强势的一方是有利的。因此，只有当我们建立了自己有效运作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建立专门机构来开展保密工作，才能组织专门力量和培养专门人才来进行保密工作的专项研究，并用以指导我们的斗争实践。
六次，几十年来牺牲（被关押也是牺牲）的先贤表明，人们并不害怕牺牲。但他们害怕自己牺牲以后留下孤儿寡妇老母无人照料，生活窘迫。这种担心、害怕，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人们投身反抗暴政的伟大斗争。而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又刻意制造了许多这样的“标本”来强化恐吓效果，来警示每一个敢于与他们作斗争的人。
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它没有权利作出任何超越未来民主中国的法律的承诺。因此它不能承诺未来的民主中国会如何补偿他们。不过，它比任何个人都有资格承诺，它一定会推动未来中国的国会通过相关的法案来补偿和抚恤一切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受到迫害的英雄和倒在战场上的烈士。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样法案一定会获得通过。它也完全有权利承诺在这样的法案通过以前，乃至于在中共的恐怖统治之下，在政党组织内担负起尽力抚恤和照顾家属的责任。
其实，这样的剧情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演出。无数被殴打致伤残、被关押和被剥夺了工作机会（中共甚至不许任何企业接受他们去打工）的人需要帮助。实际上他们也零星得到了一些爱心人士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雪中送炭。可是这样的零星帮助与一个政党组织对自己的成员的抚恤和帮助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前者是出于道义责任，而后者除了道义责任，更是一份组织责任——它为了自己组织的凝聚力必须这么做！
因此，我们唯有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相信并依托于这样的组织，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抚恤问题。至少有一个组织承担了这种义务和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义士们解除终极的恐惧，这就是组织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组织起来具有全方位的意义和重要性。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内容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网络，不管哪种斗争方式，网络才能提供有效的掩藏和保护。一个政党组织才能有效地整合各种人才、信息、装备等资源，使其发挥出最大效应。只有依托于政党组织，我们也才有可能建立广泛的、不分民族、宗教和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理念的反共联盟。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共几十年来的致胜经文“相信组织，依靠组织”，那么对每一个中国的自由战士来说，这也必须成为他灵魂深处的绝对命令。对于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来说，有了这样的政党组织就有了一切，没有这样的政党组织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有，就一切都是徒劳！
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立即会有人跳起来反驳说：老套了，幼稚！为了实现中国的多党民主制，中国人组党的故事还少吗？人们哪一次这样的努力不是失败告终？于是他们结论说，组党的路行不通而拒绝去思考他们失败的原因，不去思考他们的建党事业中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个政党的性质是由它的党的《纲领》所决定的。而它的组织形式，则由党的《章程》所规定。一个政党组织在其《纲领》中提出自己总的政治目标、政治利益、政治任务和政治诉求之后，就要求其《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形式能够担负起其《纲领》中提出的政治使命。
我们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那我们组织自己政党的最首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打倒、在组织上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就是要使全体中国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赋权利，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从中共黑帮的精神控制和人身奴役下解放出来。显然，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担负这样的历史使命的政党组织就必须使自己的组织章程和上述的政党使命相匹配，就必须确保自己的组织形式有能力担负起如此的历史使命。任何使自己的政党组织的《纲领》和其《章程》相互切割开来，任何使自己的政治使命与自己的组织形式不相适应的政治组织都必然要归于失败。
这也正是中国的无数义士仁人在组建民主政党的历程中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的终极原因！——错误的建党理念。
那么，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有能力担负起我们的历史使命呢？
我们创造历史，不是在我们任意选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创造，我们只能在历史给定的既有条件下来创造。对于我们的政治使命而言，给定的历史条件就是我们面对的是其残暴、狡诈、欺骗性都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邪恶势力的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它存在一天、一小时，都会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人类文明的死敌。因此，给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这场斗争的性质只能是、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具有高度的军事对抗的成份。对于这样的政治使命和这样的历史条件，我们就必须是一个有高度凝聚力、战斗力的秘密组织。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组织就不能担负这样的使命，就必然要被消灭掉。因此，我们说正是民运史上那些人们的错误的建党理念才导致了无数个悲剧结局。
接下来自然就会问，那么一个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从何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于“服从”！请注意，这个“服从”与中共要求它的党徒的服从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讲的未来政党组织内的服从不是对个人的服从，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或利益追逐的人身依附。我们的服从，是对担负起历史使命的组织的服从；是对你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民族伟业的服从；它更是一个战士对军令的服从！没有这种个人对组织的服从，所谓”秘密组织就无法实现她企望的秘密运作，就无法对整个组织进行秘密保护，就一定会被中共特务消灭掉。
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诞生的第一天起，全体中华儿女实际上就和他们处在了一种战争状态。而他们的所谓《国防法》、《宪法》里，都明确规定了全体中国人民是他的党卫军的作战对象。所不同的是，这场战争一直是武装到牙齿的一方对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一方的肆意屠杀和蹂躏。因此，我们必须要跨出这一步，必须要建立起正义的打击力量。因此，我们建党的同时就是在建军。至少在其初期阶段，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必须同时是一个自由军战士！我们必须明白，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和中共犯罪集团展开殊死搏杀；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担负起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那么，既然它只能是这种政党和军队一体化的组织，那毫无疑问，服从是一支军队的第一生命力、第一战斗力所在。
最大的不同意见集中到这里了，因为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甚至在情感上最难以翻越的山坳也在这里。
许多人在这里会发出斥问声：你这不是又搞了另一个共产党吗？
不，不！如同我们前面论述过的，一个政党的性质是由它的纲领所决定的，是由这个政党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使命所决定的。我们要建立的政党组织，是一个以结束专制独裁，实现民主自由的中国梦想为己任的政党。这是我们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本质区别，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都不能将二者混同起来。
这不够。人们会反问说：当年中共鼓吹民主自由还少吗？你没见《历史的先声》一书所搜集的他们鼓吹民主的言论还少吗？从那里面看起来，中共当年的民主意识只怕比你们还要强。可结果呢？当它劫夺政权后，马上就开始了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血腥专政。那谁能保证你将来打垮了共产党以后不会历史重演呢？
胡涂的人们哪，他们把明明是历史的欺骗却当成了“历史的先声”。中共当年也是四处对外叫喊民主是不假，可那只是他们的叫喊而从来不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他们在对他的党徒训话时是很少讲民主而是只讲阶级的，他们在其党内的重要会上更是绝口不提民主。因为中共党的纲领从其一大开始，到井岗山、延安，再到北京，直到今天，都一直是、从来是要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专政”的，都一直是要没收全体中国人民的财产归他们所有的。他们从来没有把民主、自由、法制的诉求写进过它的党的纲领。任何稍具理性的人都能明白，阶级斗争的理论框子里是无论如何也装不下民主宪政果子的。遗憾的是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地缺乏现代政党理论的基本素养，所以他们只是仅仅依据毛魔们的对外宣传来认知中共匪帮，他们还没学会主要地必须根据一个组织的纲领来判定这个政党。如果说当年奔向延安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因其愚昧或者因信息不畅而不能理解中共党的纲领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无法因其纲领的本质而认清、而判定中共这个政党的犯罪组织性质，无法理解它的纲领所规定的政党性质与他的对外宣传和自我粉饰的明显矛盾冲突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天的人们就一定要理解到一个组织的对外宣传与这个组织的性质不是必然相等的，正如一个政党的组织形式与它的政党性质没有必然联系是一样的。
因此，出于我们要建立的政党组织所要担负的历史使命，出于我们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之间的斗争的性质，为了保证建立的政党组织有足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抗打压能力，我们必须在这个政党组织的党章中规定其成员必须服从组织，规定它的战士必须服从军令。但是我们却绝不可以因此就将其与中共反人类组织划上等号，切不可以为这样的政党组织和斗争方式就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共产党独裁暴政，产生新一轮的“改朝换代”的循环。历史走到今天，所谓“打江山、坐江山”的循环，已经终止了，历史不会再给任何一个还想来“改朝换代”的政党组织提供任何这样的机会了！
（待续）
（作者为中国联邦革命党政策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