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23日讯】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诗人都不写诗了,但是郭沫若先生还保持着写诗的欲望。不但保持了1958年以来的郭氏传统,并且将拍马屁的手法发扬光大。
文革开始,很多领导人都倒下了,很多诗人也倒下了,郭沫若依然坐在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位置上,不时诗兴大发,写了一些让今天的人觉得不可能是郭沫若写的诗歌。其中五首代表了郭沫若先生文革十年的心路历程。
第一首是1967年6月初,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举行讨论会。在6月5日举行的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面对着老朋友周恩来,面对着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陈伯达,面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会议代表,郭沫若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地宣布:“昨天晚上作了一首诗来表达我深刻的纪念情绪,请允许我把这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的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文革之初,歌颂毛泽东的诗歌汗牛充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歌颂江青的诗歌,还是十分鲜见的。郭沫若先生算是开了一个先河,走在诗歌歌颂女皇的最前列。但是诗人一犯贱,被歌颂者并不领情,在几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还是点名让郭沫若站了起来。看来歌颂的力量也不是永久的,时过境迁,也会失效的。
第二首和第三首写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毛主席逝世了,文革后期复刊的《诗刊》郭沫若约稿,郭以《毛主席永在》二首付之。“其一”首句为“伟哉领袖比爷亲”,《诗刊》编辑部一个副主编对于这一句很不为然,因为郭老比毛老还老一岁呢。《诗刊》这个副主编对郭沫若的秘书说:郭老比毛主席还大一岁,这样写不合适。假若是黄帅写的,倒是可以考虑发表。
这个《诗刊》的副主编,在那个年代敢于发表这样的看法,真的难能可贵。在现实中,哪有没血缘关系的人不按辈分年龄大的向年龄小的喊爷爷呢?因此《诗刊》发表了一首《毛主席永在》:
革命风云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时。
工农热泪如潮涌,中外唁章逐电飞。
悲痛化作新力量,继承竞作大驱驰。
天安门上音容在,强劲东风日夕吹。
郭沫若先生的第二首送给了《人民文学》,发表时将“伟哉领袖比爷亲”,改为“伟哉领袖万民亲。”
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天换地绝等伦。
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如云。
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
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
1976年,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10年,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斗争状态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渴望文化大革命早一点结束,还给中国人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中国的诗人、剧作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不知是出自内心的恐慌,还是出于个人的政治目的,还是掩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跟风情结,和中国的民心相违,在1976年5月21日,写下了一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水调歌头》,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现在看来,这首跟风之作,不仅水平低下,而且给中国的作家们丢掉了脸面。下面就是郭沫若的原版《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这是第四首。可以这样说,郭沫若这首《水调歌头》,是按照词牌的字数填写的,其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时间过了仅仅五个月,四人帮粉碎了,假若郭沫若的思想真正是四人帮的体系,那么他依然会保持沉默,等待审查。但是郭沫若的跟风情结,让他不甘寂寞。他仍然要在中国人民面前用自己的《水调歌头》来表态,自己不是四人帮的人。197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应该说,这首词比起5月份的那首词,水平稍高一些,但是还是很差,与他年轻的诗歌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读他的诗歌,其实是在读一个中国作家的飘忽不定的灵魂。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领导人,是十分宽容的人,特别是邓小平和胡耀邦,是不计较的人。1976年五月的《水调歌头》,邓小平看到了,胡耀邦也看到了,但是他们没有去清查跟风文人郭沫若,还给他了相当高的地位和政治待遇。而这一些,就是郭沫若建国之后一直想拥有的东西,一直不想丢掉的东西。在地位面前,他的良心和良知,就躲到了灵魂的后面,就丢在生命之外。在各个不同的地域,都有类似郭沫若的人物,他们为保住一个位置,一生都让灵魂飘荡在良知之外。
作家和艺术家假若也算知识分子的话,就要有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拥有自己的社会良知,敢于在第一时间说出真话。良知是什么?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在第一时间说出真理。郭沫若不敢在第一时间说出真话也就罢了,最低标准也要做一个敢于沉默的人,洁身自好的人。但是郭沫若是个风派人物,他永远跟着风走,永远跟着权力走,丢掉的恰恰是知识分子最为应该坚守的精神,丢掉的恰恰是中国文人的风骨。
和中国境况相同的苏联,就产生了萨哈洛夫,就产生了索尔仁尼琴,他们在比郭沫若的生存更加艰难的境况下,敢于坚持自己的俄罗斯良心,敢于坚持自己的俄罗斯良知,他们在晚年和去世之后,得到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尊重和爱戴。除了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他们还有帕斯捷尔纳克,还有肖洛霍夫,坚持良知写作和良心写作。而中国整整10年,没有一个作家在坚持良知和良心写作,对于一个民族是不正常的,对于一个民族的作家队伍们也是不正常的。这可能与地域有关,苏联是传统的欧洲国家,欧洲产生了布鲁诺和加里略,俄罗斯产生了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知识分子们和作家诗人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大于对于官位的追求。而中国的作家们却恰恰相反,对于官位的追求大于对于真理的追求,所以才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郭沫若们这样的跟风作家和艺术家。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关于什刹海附近拆迁的新闻,里边专门拍摄了郭沫若在什刹海附近的故居。那是一个硕大的院子,住在里边是很舒服的。假若不写这些诗词,郭沫若或许跟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在文革初期就可能从这所大院子里赶出来,过上悲惨的生活。郭沫若为了自己体面地生活,就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一个写东西的人,保住位置的手段就是肉麻的歌颂,谁还管人格啊尊严啊这些很不值钱的东西。
郭沫若写这五首诗歌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优渥的生活条件。他的目的达到了,人格和尊严也自然丢失了。今天我们不屑郭沫若,也正因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