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女士（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0月17日讯】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1949年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的底线，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