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30日讯】本文摘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说不实。
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此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高潮中，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1）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而是在国外--日本，（2）显然是听人所说。后为了赶写这篇演讲，把听说到的事情写进去。讲后，大概有人质询或自觉没有证据、道听途说，所以，第二天就把其亲手所写的同样内容的《李大钊先生传略》（3）中这两句话删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写《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和《回忆李大钊》（4）二文时，他还是不敢再说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说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讲中道听途说的内容。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出于好心，以此证明中共不是“俄国党”，早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就有自主建党的想法。
其实，李、陈当时所谈的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而这个组织也是俄国人策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事人章志的回忆《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5）和众多的佐证资料。
章志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并宣传天津的新文化运动，因此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关系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陈独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学校的胡维宪同学连同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 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于未然。”原来“姜先生”的行踪是被政府监控着的。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天津。“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这里的“苏联同志”就是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大陆不少学者称他是俄共派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专员，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建立亲俄的革命政党。但可能因为是“秘密”，档案的证据几乎没有，这一情况应该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推测出来的。当时他住在天津，一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教俄语，因此与李大钊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围的中国人，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国许多省市活动。正如蔡和森所说：“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6）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维宪、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了废姓抓阄，周恩来抓了个5号，就改名为“伍豪”。鲍立维主张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建革命组织。他和当时的中国都把无政府主义者视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这次集会陈独秀未参加，是因为他当时“逃亡”的特殊身份，不仅李大钊把这次集会的内容告诉了他，还有材料证明鲍立维的活动很频繁，这样的集会不止这一次，而且陈独秀与李大钊曾秘密会见了鲍立维。所以，鲍立维在天津企图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陈独秀显然是知道的。因此，后来解密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维经斯基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党情况。虽然陈独秀最初的建党活动接受了与无政府主义合作的方针，却没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这应该是与陈独秀由接受苏俄的建党方针（只要亲苏的就可以接受）逐渐转变（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有关。
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通信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说：“1920年3月，我接到黄凌霜（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引者）的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即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7）梁冰弦也回忆：鲍立维希望俄共和无政府主义者联络，因此和黄凌霜等人相识。他说：“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布鲁威，即鲍立维--引者）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同盟'，没有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人。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这旗下的众多而热烈。”（8）
综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
注释：
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21920年2月13日（即陈独秀从天津到上海途中）高一涵还从日本写信给胡适和陈独秀，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3《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4前文刊《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后文刊《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集）。
5转引自马模贞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98页。
6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第76页。
7《"一大"前后》（三），第483页。
8梁冰弦：《解放别录》，《党史学刊》试刊第1期，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