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恰恰是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日本是中共的救星。历史的吊诡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多少折射出来。对张学良，他写到：“是日腿部疼痛未减，精神不甚佳、仅会客数人”、“见汉卿毫无悔过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实告以军法会审后，于众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然彼乃昂昂然而去”。
郭岱君说：其实918当天（日本侵华），他根本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电话也没有那么方便。那天他（蒋介石）不知道，他第二天才知道。他究竟抗不抗日？他在53济南惨案之后，每一天都（在日记一开头）写“耻”、跟“雪耻”！他是很痛恨日本人的。他在日记里面从来不称日本，连小日本他都不称，他都一定称“日倭”，用“倭”这样的字来代替。
在9月19日，即918事变之后的一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渖阳兵工厂，内乱不止，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唯亡乎’。结果过了两天，‘闻渖阳、长春、营口又被日本人给占了。心神不宁。’他非常的担心。他为甚么这样担心？因为他太了解日本，因为他知道中国跟本没有能力去跟日本抵抗。”
如何看待外界的压力，特别是青年学子的看法呢？蒋介石日记中写到“但是很多人都说，你要抵抗呀！尤其是青年学生，还有左派的，他没有办法。他说‘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知道，此仗只要是一打，中国一定没有成功的希望。”原来，蒋介石在918之后的10日，为自己立了遗嘱。“他说他要北上打仗，他知道必死，抱着必死的心情。当然这一年变化非常大，在918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国是怎么一个情况？国民党的蒋介石根本就没有能力号令全中国，因为他整个能够统帅的，充其量也就是东南沿海几省，其它地方都是军阀割据的。”
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郭岱君教授解读当时的中国是贫穷落后， “所以他在日记中经常讲，中国不是日本对手，‘日可三日亡中国’，他有的时候又说，‘日本可以三月亡中国’、‘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要抗日，先给他时间。“然后他说，‘假我一年准备’，或者说‘假我三年准备’，有时候说‘假六年准备’，他说要‘忍辱雪耻’。然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当时的知识份子如胡适、蔡元培都知道，以中国的国力，打不过日本。“他在日记里面谈到，因为他知道中国没有能力抗日，各位不要认为，蒋介石怎么没胆，那个时候只要有一点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没有能力抗日。包括胡适、傅思年、蔡元培、陈不雷、汪精卫，他们都是知道没有办法，他们的口头禅就是，这个仗怎么打？汪精卫在行政院的院会，在党的会议里面，经常讲他认为没有能力抗日，事实上他们也都知道，没有能力抗日。”
而当时的蒋介石，并没有一统中国的能力。“蒋介石先生他心里想到更多的是，第一个军阀盘据，各有所谋。怎办？第二，当时有两个政府，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已经是军阀割据了，然后又分裂成两个中央，他在日记中写，‘不先剿共、灭匪，不能攘外’。”不过，蒋介石的思绪也很矛盾。“事实上他很矛盾，不知道怎样办。他知道中国打不过日本，怎办呢？在1931年，918没有发生多久，他也没有想，我就去打！了不起就一条命。有的时候也说，不行，要忍。他在1931年10月7日，他说，‘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生命’，换句话说，日本不可能拿了东北、华北就算。”
蒋介石作为军人，他考虑的，是军事的实力建设，中日军力的对比。“所以蒋介石心里很清楚。但中日实力悬殊，仓促应战，必自取败亡。他写，‘此次对日作战，关系不在胜负，而在民族精神的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你看，一个领袖讲这样的话，多泄气呀！我要打战，但我知道是必败，所以我不争胜负，我只争国家民族精神。”
日记中，蒋介石还写到，即使对日开战，只会加速国家的灭亡。“‘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的坚持，不但与国无益，反速其亡’。当时他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办？所以他慢慢到了1932年，1933年，德国的军事顾问来了，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讨论，慢慢清楚，第一个要准备迁都；第二要找时间备战拖延；第三要诱日军南下。到了1933年他清楚要做持久战，在他的日记，一天一天看得就非常清楚。”
不过，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当蒋介石定出对日抗战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之后，当时蒋介石并不放在眼里的红军也被史学家放大，直至他的日记面世。“过去60到80年来，大家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要先把共产党干掉，才来打日本，今天日记出来，我们就发现，他那时真的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因为在30年代初，经过几次围剿，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
日本的侵华，也就给了红军一条生路。“他（蒋介石）觉得可以随时将红军解决掉，故意留下红军，打红军往西南赶，因为他讲，你看，争取时间备战，国防建设准备迁都，以西南为根据地，看穿日本诡计，所以在华北挑衅，就是因为害怕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统一，成为中国的复苏基地，所以他提出来，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
当年，蒋介石的盘算，是以剿共收复西南。“他故意把红军向西南赶，然后他的部队，中央军才可以跟在后面，如此才能够进入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这种字眼在日记里面很多。他说，‘当为一计也’，‘一谋也’，‘当再筹之’，‘当再思之’，再想想，这到底行不行得通。每一句都是从日记里拿出来。‘若为对倭计’，对日本怎办？‘以剿匪为掩护，以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日本）无懈可乘，并可得众同心，清剿川黔残匪’。”
到了1933年，蒋介石的抗日盘算，在日记中就更加清楚了。“‘以和日掩护外交’，因为那这时候中日有和谈，后来签定塘沽协定。‘以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盖很多的公路）事实上是为了要作战，‘以实业掩护经济’，那个时候开始工业委员会，实际上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工业。‘以教育掩护国防’，他讲的教育是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要振奋民心，大家了解，对国家民族有认识。”
蒋介石，当年要的是时间；一如中共已故领袖人邓小平，蒋介石提出，要韬光养晦。“然后，‘韬光养晦然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这种字多得不得了。可是你看，因为他的‘攘外必先安内’，他受很多、很多的批评。”但时也命也，当年学生与学运的思潮，恰恰是站在左派的共产党这一边。当时的蒋介石本人也很头痛，对此他表示心酸。“当时所谓的抗日流亡、救亡政府，东北的学生来，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他的日记里面，每一天觉得（他们）去行政院抗议，有时候有50个学生，他出来跟他们讲话，有时有3000个学生，他也出来跟他们讲。有的时候学生跟他说得声泪俱下，他日记写，‘心甚酸楚也’。”
内心世界的蒋介石，是觉得学生不理解他的治国之道，十分苦恼。“有些时候很没有礼貌，指着他骂，他就非常不高兴。日记写，‘茹苦含辛，含冤忍辱，对外犹可，对内尤难’就是说，我对日本人，我都吞下了，可是我们内部给我这么多压力，国民党内部也有压力，‘何党国不幸呀！使我独当此任’。”
蒋介石内心世界对抗日的描述，也为后人揭开了中共宣称蒋介石不抗日，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宣传。“后来在1933年签定塘沽协定，他就写，‘我屈则我生，’我忍辱我才能为这个国家争取时间抗日，‘我伸则国屈’，要是我今天奋起抗战，我们国家就完了，一战就完蛋。‘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也’。”
及后，蒋介石派孔祥熙、宋子文到英国、美国及欧洲，并用以物易物与德国进行军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