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15日讯】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够实现。我倾向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存在。
第一，增长质量。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人类有工业和城市文明以来，目前人均GDP1万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欧美日加俄罗斯、巴西等，总人口约12亿。若中国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万美元，则称中国经济发展为奇迹并不过分，中国使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国增长质量无法有效显著改善，则未来对其自身和全球都构成挑战。
第二，财政困境。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期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依赖土地，此后至今青睐平台融资。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是极其罕见的。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9万亿之间，债务余额大约15-18万亿。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第三，囯进民退。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税收1.9万亿。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或者说，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负债率估计在80%-83%之间，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杠杆率更高。依赖行业竞争优势，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国进民退不断上演，产能呈整体过剩，过剩行业不仅仅涉及钢铁、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传统领域，也涉及到光伏、装备制造业、造船等新兴领域。这不同于90年代末期，家电、纺织、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目前问题更为严峻。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也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20世纪90年代末期，艰难的国企脱困和职工下岗潮，曾引发普遍的争议和讨论，如今持续10年的囯进民退波澜不惊，折射出20年来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并不深入。
第四，房产泡沫。目前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但如果谨慎地观察，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就货币化而言，过去10年，M2余额增长约5倍，未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10年开始，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已进入个位数增长。假定未来商品房施工和销售面积年均增长6％。那么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销售逾1亿套，2020年当年房屋施工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米。如果考虑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设，问题更严重。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三四线供应过剩，仅在京沪等一线城市核心区仍有供求矛盾的阶段。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例如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5万亿，很难想象房产泡沫不冲击金融稳定。
第五，金融风险。经济增长下行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带来金融风险。结构转型的痛苦意味着银行体系要维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现实。我们大致可以将金融资产去向归结为四块，一是地方债务，余额15－18万亿；二是房地产，银行信贷约13万亿，银子银行系统的涉及房地产融资大约4-5万亿，加总也有近18万亿；三是制造业，银行业对制造业的贷款占比超过25％，因此制造业的金融债务至少在20万亿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户，金融债务不会低于制造业，且融资期限更长。从银行系统看，目前中长期贷款的占比仍然超过52%。和地方债务、房地产、基建融资相比，制造业埋伏的金融风险更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下行没有趋势性扭转。未来中国经济若能处于6%-8%的增长平台已非常难得。和上一轮国企攻坚战不同的是，这次去产能带来的冲击更持久，去产能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太可能在3年内完成，在此进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广泛的失业下岗浪潮，也不太可能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间25%那样的极其危险的水平，但不良率升至4%-10%的温和水平，相应的不良余额约为3-7万亿，和目前的不足2万亿的拨准余额以及每年1万多亿的利润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体系需要做好迎战艰难岁月的准备，银行业整体维持两位数利润增长的时代已终结。
第六，社保医疗羸弱。这将挑战民众观点和政府财力。中国从1999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接近2亿，倒2020年可能达到2.5亿人。这将考验中国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体系。对养老金的缺口，说目前尚有约2万亿结余的有之，说养老个人账户空账逾2万亿的有之，说目前已有18万亿缺口的有之。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养老体系碎片化，缺口定义和计量不一的问题。一是中国民众过于依赖基本养老，通过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其他支柱的补充养老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基本养老独木难支，历史欠债长期未补。二是中国的公职人员、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体制条块割裂，不同省份的劳务输出和输入特性则加剧了碎片化和差异化的现状。三是替代率逐步下降和缴费率名实不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前者现收现支，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封闭积累，原则上不调剂借用。目前替代率很快将低于50%,缴费率也仅15％,和28％的名义值差异很大。三是公职人员养老空账、个人账户空账严重，难以做实。城镇职工社平工资和实际收入差异也大。四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体系建设需要巨额财政投入，五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差，抗通胀能力弱。养老保险不能足额账随人迁，省级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很少跑赢通胀。凡此种种，问题遍地。如果不是财政每年拿出GDP的0.5%补贴社保，目前社保就不会有结余而是缺口。即便如此，未来3年流量缺口可能出现，2035－2050年间存量缺口可能达到GDP的50%。
至于中国医疗保障问题，如何将其描述清楚都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更遑论如何解决之。目前普遍的共识是，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财政投入，最终可能比社保体系的投入还要庞大和复杂。
除了以上六大问题之外，在收入分配领域，在区域管理等多方面都存在基本重度的缺失。哪怕按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中国也持续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为失衡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蛋糕难以在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生态环保等需要跨省的区域管理，则举步维艰，有人戏称，省与省之间的政策协调，难度超过了国与国之间。
这些经济体制问题都不是最为令人不安的，经济体制问题存在着却无实质性改善或改革，才最令人不安。改革开放30年，中国尚未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恐怕尚处于大厦未成阶段，而不是处于大成之后的修修补补阶段。经济的下半身已经走得比较远，社会政治的上半身能否跟上？如果上半身不能加速向前，那么下半身就将被迫回缩，否则就将跌倒。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需要有更浓重和强烈的危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