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11日讯】 随着脱北者人数逐渐增加，国际社会对于朝鲜内部的情况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而人们好奇的是，脱北者究竟是如何离开朝鲜，逃亡的路途又有多遥远？
“当我第一次踏上韩国的土地时，我觉得一切是如此美好。我能感觉到社会和文化的强烈差异。”这是现年29岁的金承哲（音，Kim Sung-Chul）在2007年成功逃往韩国后的感想。
金承哲来自朝鲜咸镜北道，1998年父亲过世后，他的母亲决定赴中国“赚点钱贴补家用”。母亲离家后，他被送往当地的孤儿院。金承哲回忆在孤儿院的日子时说，每日他必须辛苦劳动，经常食不果腹。三年后，他的母亲因非法打工而被中国政府遣返，随后于2001年带着金承哲再次逃离朝鲜前往中国。
金承哲的脱北路途并不顺遂。他曾四次遭到遣返，并遭受朝鲜当局的审讯和毒打。但由于年纪尚轻而幸运逃过死刑，最终被送往劳改营。每次脱北他都是等待边防人员换班或不注意时闯过边界，若中朝间的江水结冰便徒步前进，春夏季则游泳渡江。在最后一次逃离朝鲜时，他只身游过图门江，藏匿在中国吉林省和龙市，最后在中介的帮助下，辗转经由柬埔寨前往韩国。
金承哲和许多脱北者相同，为了追寻更好的未来，甚至是为了逃脱政府的压迫或处决而去国离家。根据韩国统一部2013年所公布的数据，截至目前为止共有约2万5000名朝鲜人定居于韩国，另有约5000名脱北者合法居住在其它国家。此外，多个人权组织表示，现今有许多脱北者居住于中国，但碍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其难民身份，一旦被抓获便将遭到遣返，因此至今难以取得在华脱北者人数的统计数据。
由饥荒而起的逃亡潮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朝鲜顿失重要盟友，经济随之恶化。接踵而来的是90年代中期至末期的严重饥荒，脱北的难民人数自此开始增加。国际危机组织指出，1950年至1998年前往韩国的脱北人数为947人，但单是1999年至2001年间便有1043人逃离朝鲜。此后脱北者人数不断增加，人数最高的一年为2009年，共有2927人抵达韩国。
朝鲜人权专家斯克尔勒托
根据统计，近年来的脱北者年龄多介于20至40岁之间，其中以女性居多。总部设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朝鲜人权委员会（HRNK）执行董事长斯克尔勒托（Greg Scarlatoiu）解释道，由于朝鲜在90年代开始粮食和物资配给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非官方市场上进行交易，许多妇女前往中国打工试图养家活口，因此女性脱北者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本世纪初期时，脱北者性别仍相当平均，但女性人数逐年增加，2006年后，女性脱北者的比例皆占总人数的70%以上。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部副主任罗伯逊（Phil Robertson ）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介绍道，最常见的脱北路径是穿越中朝边境后经由老挝前往韩国。部分脱北者则会行经柬埔寨、越南或泰国，一些脱北者甚至在渡过湄公河后直接前往泰国警局自首。泰国并不承认脱北者为难民，他们在当地被以 “非法入境”的罪名受到法院判决以及短暂拘留后，泰国当局会将脱北者交由韩国领事馆处理，安排他们前往韩国。
脱北的昂贵代价
一般而言，脱北者除了自行冒险穿越中朝边境之外，部分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中介也协助朝鲜人脱北。脱北后前往韩国所需的时间约为数月至数年不等。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主要以募款取得资金，而中介则收取数千以至上万元美金不等的价格作为报酬。这笔金额对于生活在朝鲜的人民而言并非小数目。部分朝鲜人在韩国或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已有亲戚。这些亲戚支付中介费用，帮助其亲人逃离朝鲜。朝鲜境内的非官方物资交易市场也是当地民众筹措金钱的方式。也有脱北者先行与中介达成协议，在抵达目的地后打工以支付报酬。
脱北者在进入泰国后,首先将被以“非法入境”罪名起诉,服刑后遣送韩国
金承哲表示，他在取得韩国公民权后又打了一年零工，以清偿约3500美金的中介费用。另一名于1999年由中介带往中国的脱北女性汉娜（化名）则称，她在中国以伪造证件非法打工7年后才有能力支付近8000美元的中介费，随后搭船前往韩国。
由于没有合法证件，许多脱北者只能徒步前进，在部分地区则搭乘汽车、火车、船只等较能逃避证件检查的交通工具。以金承哲为例，他在中国境内为了躲避警方盘查而多选择步行，后搭乘火车进入柬埔寨，并在一处由韩国传教士所设立的庇护所躲藏了六个月。
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份报告，过去许多朝鲜人在到达韩国后，以韩国政府所发放的定居补助金支付中介。为了防止更多中介以此形式赚取金钱，韩国政府遂将一次性支付的款项改为分次发放。这也造成脱北者债务缠身的窘境，部分女性甚至因此进入色情行业，以尽快偿还欠款。事实上，不少朝鲜女性在被带入中国后便被贩卖给农村地区的单身男性为妻，或落入人蛇集团手中，被迫从事性工作。
金正恩严防人民脱北
斯克尔勒托表示，近年来，金钱越发成为左右脱北的重要关键。自金正恩上台后，为了防止脱北人数增加，朝鲜和中国皆加强了边境管制，并装设了监控摄像头。他指出，从事脱北工作的中介多为朝鲜人或居住于中国的朝鲜族人，他们通常与朝鲜当局的官员或边防人员有暗中交易，利用收买和贿赂的方式让中朝边境管制人员对脱北者睁只眼闭只眼。但随着边界加装摄像镜头，边防人员的轮替更为频繁，中介不仅难以与其建立关系，甚至在摄像镜头的监视下，需要贿赂的人数比以往更多，脱北的困难度和所需金额随之升高。斯克尔勒托说：
“2012年的抵达韩国的脱北者人数减少至1509人。与2011年相比，人数急速下降近40%。原因在于金正恩正处于巩固权力的阶段，从金氏政权的角度看来，逃亡海外的朝鲜人对其造成极大的不便。因为他们对国际媒体和公众发言，告诉外界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
金正恩上台后收紧了中朝边境管制,严防朝鲜人民脱北
此外，朝鲜政府也注意到，脱北者能透过秘密管道联络其家人，为家人提供经济援助，将外界的信息带入朝鲜。不少中介不仅带领朝鲜难民出逃，甚至也专门提供“通讯服务”。现年35岁的汉娜表示，她在5年前最后一次与家人联系。中介将一只中国手机带入朝鲜并前往她的父母家中，双方进行了短暂通话。不少脱北者利用此类方式与亲友取得联络，或将金钱寄回朝鲜。
因双亲仍在朝鲜，汉娜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拒绝透露真名。1999年她在中介的怂恿下离开朝鲜。中介告诉她，在中国打工能赚到比朝鲜高三倍的工资。汉娜原本仅打算在中国工作三个月便返国，和许多脱北者相同，她并不知道自己无法再次返乡。她表示，由于朝鲜政府只发现她失踪，无法得知她的具体去向，所以家人并未受到牵连。
另一名在9岁时随家人脱北的金伊凡（Evan Kim）则表示：“我们在朝鲜的亲戚暂时丢了工作一年，社会地位也稍微下降。但我的家族是朝鲜少数拥有极高特权的家族之一，所以他们受到的惩罚并不是太重。”朝鲜至今仍实行阶级制度，地位较”低下”的朝鲜人可能因为家中有人脱北而被送往劳改营，甚至遭到处决。
中国不愿承认脱北者难民身份
中国是绝大多数脱北者必经的路途。但中国并不愿承认脱北者为难民，仅将其定位为“非法经济移民”，一旦捕获朝鲜人便将其遣返。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在1982年签署了1951年订立的《难民地位公约》和1967年的《难民地位议定书》后，却不愿履行对朝鲜难民的义务。根据公约，若任何人在离开原属国国界时并非难民，但被遣返后即可能遭到囚禁、残酷惩罚、虐待或处死，便符合成为”就地难民”（refugee sur place）的资格，应予以庇护。
据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脱北者在被遣返朝鲜后会被送往国家安全保卫部接受审讯，而被怀疑曾经与传教士或韩国人有过接触的脱北者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此，即使脱北者在被捕获前有意前往韩国，在被审讯时也仍坚称只是在中国做生意。人权观察的罗伯逊称，中国政府时常大规模搜捕朝鲜难民，并制定奖惩制度，鼓励民众进行检举；除了贿赂地方警察外，朝鲜人若被查获几乎只能等待被遣送。中国对待朝鲜难民的政策使藏匿在华的脱北者处境艰难。朝鲜妇女与中国男性通婚生下的子女无法报户口，无法获得医疗及社会福利和受教权。而许多脱北者在落入人贩子手中后，更无法向当地警方求援。他敦促中国政府承认其对朝鲜难民的义务，并呼吁各界持续向中国施压：“各方必须加强对中国施压的力度，使其明白他们无权任意修改人权公约，在不符合所谓国家利益时便忽视人权。”
人权活动家抗议中国政府遣返朝鲜难民
新生活的开端
根据多个人权组织的调查，多数脱北者会将韩国视为最终目的地，不只是因为语言相通，韩国政府也为脱北者提供庇护。韩国宪法明文规定，大韩民国的领土包含整个朝鲜半岛及周边岛屿，因此也赋予朝鲜人民公民权。在抵达韩国后，脱北者将被送往安置地点一至两个月，交由国家情报院和统一部问讯，并进行健康检查。在确定脱北者并非朝鲜间谍后，他们必须进入为其设立的特殊培训机构“统一院”（Hanawon），接受12周的身心理辅导，学习在韩国生活的基本须知，并获得就职咨询和培训。离开“统一院”后，脱北者将能获得教育、就业、住所、社会福利等补助。
即使如此，适应韩国社会仍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进入韩国社会的脱北者可能受到当地民众的歧视或就业困难。金伊凡称，他在年幼前往韩国时便努力矫正朝鲜口音，从未向旁人透露自己的来历：“朝鲜人经常因为出身受到歧视。我不想让朋友或周遭的人们得知我来自朝鲜，使他们觉得我是下等人。”
曾在韩国生活多年的斯克尔勒托分析道，脱北者必须学习适应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社会中的全新生活，而韩国民众虽然逐渐习惯重新定居在韩国的朝鲜同胞，但仍未做好接受大批脱北者的准备。
国际危机组织认为，韩国政府必须倾听脱北者及公民团体的意见，确定颁发的补助款贴近朝鲜定居者的需求，并提升韩国民众包容脱北者的意识，同时强化反歧视法规。人权团体也呼吁国际社会，对更多的朝鲜难民伸出援手，并与韩国政府合作，给予其所需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