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口号为标志，血统论风行全国，到8、9月间，发展到病态的狂热巅峰。破四旧和斗争“牛鬼蛇神”的主力军，就是这批血统论的“红五类”红卫兵。
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至今说起“牛棚”、“戴高帽”、“涂黑手”、“喷气式”这些往事，余痛犹在，不堪回首。北京的校园暴力，实际上从6月就开始了，到8月初，暴力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刹那间都笼罩着腥风血雨。广州也不能幸免。从北方来的学生，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广州。从此广州不复平静。
最受关注的是北京一○一中的学生，他们是一夥武装到牙齿的好斗分子。从8月28日至9月5日，他们以大串连名义，分五批共65人来到广州，好像水银泻地一样，分散到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点火活动。
8月30日晚，北京一○一中的学生，向前来取经的广州十七中红卫兵介绍了三条经验：一、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可以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50人；二、向小商小贩进攻，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营也给砸了；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北京大学附中有几个红卫兵，跑到广州市委，勒令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名单交出来，他们肆无忌惮地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分子几十人，广州打死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三个红卫兵到广州市十一中召开学生大会，传授打人经验：“北京斗争时是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十个、二十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口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在全市的大中小学，许多教授被红卫兵抄家，封闭卧室，掳走财物，有些被剃阴阳头，满脸涂墨，在校内游行批斗。广州六中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初，全校70多位教师，有40多人被红卫兵打过，20多人伤势较重，有些被打到吐血。红卫兵还逼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
红卫兵对关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他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10月28日晚，一夥红卫兵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学校最偏僻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乱捅乱戳、毒打、鞭打，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黑五类”同学更是被打的对象，被打伤了还不准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
很难想像，这些才十几岁的中学生，本应是青春无邪的少年，何以如此凶残冷血，毫无人性，以至于后来许多研究者都觉得百思不解，不断地试图从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甚至从古代巫术、图腾禁忌去分析，但都无法解释得清。
9月21日，广州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监察部纠察总队成立，纠察队被赋予了“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权逮捕”、“对于一切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冒牌红卫兵，和政治扒手，有权依法处理”的执法权力。但那时，社会上纷纷乱乱，还有什么“法”可依呢？
血统论虽然只风行了两三个月就被否定了，但它的影响十分深广，造成的破坏也非常惨烈。学生的分裂，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追根溯源，就是这时从划分红五类、黑五类（后来发展到黑七类、黑十一类）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