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卡帕一行人从武汉动身前往中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台儿庄。这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台儿庄地区鏖战了两个月。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日军中最为精锐、也最为骄横的板垣征四郎师团和矶谷廉介师团南北夹击，试图在台儿庄会师。而中国军队则调动了多达70万人，在台儿庄周边竖起血肉盾牌。双方围绕这个中国腹地的小城反复争夺着。
卡帕他们获准前往台儿庄拍摄的时候，中国军队刚刚完成了对攻入台儿庄日军的合围——很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国民政府才批准了摄制组的拍摄要求。
这时的摄制组已经扩充到7个人，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是摄制组固定成员，他们聘请了两个中国人做助理和脚夫。另外两个人则是黄仁霖派来的，一个是对拍摄内容进行审查的现场审查官杜将军(未具全名)，另一个人姓黄，原本说是中国某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拍摄，结果到达火车站时，这位“黄先生”变成了身着军装的“黄上校”——又是一位审查官。
摄制组从武汉乘火车到达郑州，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更多的记者，其中有在武汉就与卡帕熟识了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等。后来在台儿庄，爱泼斯坦等人还参与了纪录片的拍摄。
4月3日，摄制组到达了徐州。一下火车，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站台上躺着的四具尸体。死亡宣告着战场已经近在眼前了。伊文思的摄影机对着这些尸体，拍摄了到达中国后的第一段胶片。
当天下午，摄制组见到了正在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伊文思在自传中对李宗仁的印象是“长得矮小结实，性格开朗”。大战正在进行，李宗仁只给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他在桌子上勾画了一幅草图，为摄制组介绍战局。
这段影片是由卡帕掌镜拍摄的。伊文思说卡帕拍下了这场战争中难得的镜头，“很显然，我们到的正是时候，中国军队包围了日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她的军队是团结的。”
当晚，摄制组再次乘上火车，继续向前线进发。沿途皆是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轰炸，火车灯光全部关闭，在一片漆黑中隆隆行进。
次日清晨，他们到达了设在杨家楼村的前敌指挥部，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官孙连仲接待了他们。伊文思记载，孙连仲对这场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尽管此前中国军队一直被失败打击着，但孙连仲已有对付日军的方法。
孙连仲对他们说，日军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中国军队，但到了巷战，大炮不如手榴弹有效，手榴弹没有大刀有效。中国军队的制胜之法只有贴身肉搏。
伊文思记录了一句中国军人的决绝之语：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战，不然连死的地方都没有了。
事实也正如孙连仲所说，中国军队是用贴身肉搏、用大刀拼刺刀的勇气，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不过，直到4月5日，摄制组才有了和一线士兵直接接触的机会。这时，卡帕的本领显示出来了。总是追着枪炮跑在前面的卡帕，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在第一时间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
在一处火炮阵地，中国火炮观察手把瞄准望远镜借给卡帕，让他看到了几公里外的日本战线。中国炮兵甚至为摄制组拍摄而进行了一次炮击。对面的日本战线冒起浓烟。只可惜距离太远，没能拍摄到。
炮兵观察所却在这时招致了日军的报复性炮击，卡帕等人赶忙转移。
可能是这次近在咫尺的炮击，让现场审查官杜将军心有余悸，本来就对拍摄诸多限制的他，从此就一直阻拦摄制组对火炮的拍摄。卡帕等人从他的口中学会了第一句中文“不要看”。
这句中文倒是在后来的纪录片拍摄中用上了。为了保持画面的自然，拍摄对象要尽可能地不看镜头。卡帕等人就“现学现卖”，在摄影机旁用中文说：“不要看。”
4月7日一早，一位中国军官兴高采烈地来到摄制组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
而伊文思等人对这条好消息的反应却是“我们几乎要疯了!”特别是卡帕，几乎是懊恼地看着手舞足蹈的中国军官——他还没有拍到一个真正的战斗场面，战斗却结束了。
“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1938年5月23日的美国《生活》杂志这样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这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这一期《生活》杂志刊发了大量卡帕拍摄的台儿庄照片，并说卡帕是在4月6日夜里报道了这场战斗。然而事实上，4月6日的夜里，卡帕是在杨家楼指挥部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在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中酣然大睡。
第二天醒来时，得知中国军队已经获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卡帕能做的只有尽快赶到台儿庄去。可是搭载他们的卡车直到中午才被派来，摄制组成员们只能用多数人听不懂的法语发一顿牢骚。
下午，当他们进入台儿庄时，呈现在眼前的已经是一片废墟。城墙上满是炸坑和弹孔，墙根处的树木没有一片叶子，树皮也被弹片剥落，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双双死人的手。城内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一座教堂的门上挂着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教堂，请勿骚扰”，而门后的建筑已经变成了一地的碎砖。
卡帕拍摄了站在台儿庄城墙上的中国士兵，以此标志中国军队的胜利，但更多的画面上，记录的是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
卡帕看到一位妇女独自坐在一片瓦砾和碎木板旁，沉默地枯坐着，他将其拍成了照片。伊文思的纪录片也拍了这幅画面。随后询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答复我们，本来我们也应该想到，那是她的房子，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三个老人在一个墙角挤成一团，呆呆地注视着眼前一个孩子的尸体。那可能是他们的亲人。当摄影机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忽然捂着脸惊叫起来。摄影机看上去像一个黑乎乎的武器，端着它的费恩豪特，此时头上正戴着在废墟中找到的一个纪念品——一顶日军钢盔。
夜里，摄制组返回杨家楼驻地。卡帕送走了他拍摄的胶卷，它们会通过飞机寄往美国。伊文思记载，完成了工作的卡帕仍情绪不高，而他自己却为纪录片终于有所进展而兴奋。入夜，两个人都难以入睡，他们听着远远传来的炮声，推测战场的方向。伊文思形容炮声“如同敲打厚毛毯时有节奏的闷声，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卡帕和伊文思都期望着能够到战场上去。此后的几天里，他们不断地向杜将军和其他中国军官申请，得到的答复冠冕堂皇又不容反驳：“你们是贵客，我们不能让客人遇到危险。”
摄制组只能又连续几次前往台儿庄，补充拍摄他们需要的素材。到了4月11日，他们找到了几匹马，替换了一直乘坐的卡车。这让他们的拍摄有了几分自由。
骑在马上的卡帕终于找回了他的热情豪迈。他总是打马飞奔，脱离开摄制组的队伍，有时又忽然出现，冲着伊文思等人大声喊叫着口号，把自己当成席卷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骑兵。伊文思虽然嘴上嘲笑卡帕，矮胖的身子骑着矮胖的小马，看上去像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乔，但是仍为卡帕的变化高兴，“他终于开始了生命的第二次奔跑。”
到战场上去拍摄的想法最终没能如愿，卡帕和伊文思等人只能返回武汉。一位友人对伊文思说，蒋介石的外国军事顾问在台儿庄大捷之后建议，要继续进攻，扩大战果，很快日军会有更多的部队进攻徐州，那时一切都晚了。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伊文思感觉中国要按自己的方式去打这场战争。
形势的演进的确如那位外国顾问所预料的，日军很快集结更大规模部队最终夺取了徐州，台儿庄大捷并没有改变徐州会战失利的结果。紧随其后，更大规模的武汉会战爆发了。
回到武汉后，伊文思想方设法把杜将军换走了，因为他想去西北，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位总在横拦竖挡的现场审查官同行。
黄仁霖给摄制组派来了一个姓邓的人。这个人比较温和，说话也通情达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