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清晨，一列从北平开往沈阳的火车在行使到沈阳西郊一个叫皇姑屯的小站时，突然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将列车中部一节豪华车厢炸毁，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被当场炸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东北而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
此时，在北平，有一个人，当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停地抹着额头上渗出的冷汗，他就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
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张作霖在离开北平之前，曾派人专门来找他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面对权倾一时的军阀头子，易培基不能强硬拒绝，于是推说这件书法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无法打开。张作霖因急于离京，又不便将宝帖强行拿走，只好作罢。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
望着那件险些与张作霖一同葬身火海的国宝，易培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故宫“三希堂”
那么躲过这一劫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这还得从北京的故宫说起。
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各代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写的。
乾隆皇帝喜欢书法，字写得也不错，尤其喜欢题字、题诗，可以说是至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得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一件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叫《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他的儿子王献之写的叫《中秋帖》；第三件是他的侄子王珣写的叫《伯远帖》。乾隆皇帝由于太喜欢这三件宝贝了，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将它们收藏在这里，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它们。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
《快雪时晴帖》
咱们在节目开始讲的那件差点儿与张作霖一起葬身火海的国宝就是这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是我国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篇幅不大，长23.6厘米，宽16.4厘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张普通信纸大小。全文仅28个字，写的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王羲之在这幅《快雪时晴帖》中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的这28个字，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
但这幅书法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令人遗憾的是，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都已经失传了，没有一幅被保存到今天。那么，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幅《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的，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作真迹看待，成为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直接来源。
自从这幅宝帖在1928年躲过了与张作霖同葬火海那一劫之后，一直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33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它与故宫其它珍贵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如今它存放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这天傍晚，太阳刚刚西沉，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暮色之中。故宫北墙一座专门为差役出入的后门闪出一个人，他匆匆地消失在昏暗的胡同里。在一个挂着“品古斋”招牌的小古董铺子前，这人回头看了看，便转身进了屋里，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交给了掌柜的。
《中秋帖》
几天后一位经常光顾这个小古董铺子的人，在这里意外地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宝贝，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这人叫郭葆昌，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此人家财万贯，酷爱收藏。这天他来到品古斋，掌柜的给他打开了一个布卷，郭葆昌一下子愣了，两眼直直的，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看到的是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大名鼎鼎的三希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伯远帖》吗。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他很快掩饰住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把它们买了下来。临走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皇宫里的传世宝贝，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呢。
住在宫中的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早已盯上了三希宝帖，深知它们一定能卖出个大价钱。但是这三件宝贝名气太大了，尤其是这第一件《快雪时晴帖》，那可是王羲之的墨迹，光乾隆皇帝在上面的提款印章就有70多处。如果一下子把三件都拿出去卖了会太显眼的，还会惹出麻烦来。她决定先把另外两帖，也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卖掉。
《伯远帖》
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事端，她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就近卖给了那个叫品古斋的小古董铺子。于是，就有了节目开始时“小太监趁黑出宫卖宝帖”的那一幕。
自从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意外地发现并得到《中秋帖》和《伯远帖》之后，就将它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他知道这两件宝贝的名气要多大就有多大，其份量是难以估量的。他深怕在这兵慌马乱的年代走漏了风声会招来灾祸。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葆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而说了真情，郭葆昌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马衡面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震惊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珍宝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文物珍宝而奔波。不想却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意外相遇。如今三希宝帖在故宫里只剩下了《快雪时晴帖》这一希，面对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他多么想马上就把它们带回故宫让这三希宝帖重新团聚呀。
自从1932年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在自己的家中将《中秋帖》和《伯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深藏了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里。
时间到了1949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正慌忙撤往台湾。此时，谁也不会注意到沉没了17年的三希宝帖《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
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刚从大陆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带到了台湾，现在就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缺的正是这送上门的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中秋帖》和《伯远帖》。照理说三希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如果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它们买下了，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了。在惊喜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表示出深深的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时隔不久，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湾故北博物院的，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而只好作罢。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出卖宝帖了。
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叫徐伯郊，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徐伯郊得知郭昭俊要卖三希宝帖时，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
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 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