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4日，李安在好莱坞8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元真综合报道】2月24日，台湾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击败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等人，再次夺得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不仅台湾，而且大陆的官方与民间，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无可非议，很多人认为这是“华人的骄傲”。
可是假如李安当初生长在中国大陆，他会有今天的成就吗？他还会成为“华人的骄傲吗”？他还能拿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吗？
李安的爷爷在中共建政初期曾因“地主”身份而被镇压。李安的父亲李升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县党部秘书科长、中学校长、区党部书记，1947年还当过民国时期的“伪县长”。 据李安同父异母姐姐李亚莲称，爷爷被镇压后，那时一家人整天诚惶诚恐，总担心父亲哪天也被抓去，迫于无奈，1949年底，具有先见之明的父亲含泪忍痛与家人分别，最后辗转到了台湾。那时李亚莲还在母亲的腹中，直到40年后的1989年，她才见到了父亲李升。
如果当初李安的父亲没有去台湾，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伪政权”里做过“伪官员”的父亲，即使能躲过第一波的镇压，也还有可能在第二波的镇反中步爷爷的后尘。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表明，具有李安父亲那样经历的人活下来的确实不多。即便李安的父亲能万幸存活下来，那么也就意味着李安将出生在中国大陆。
李安的父亲在台湾安定后又重新组建了家庭，生下了李亚莲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李安和李岗。据李亚莲描述，父亲走后，母亲带着他们兄妹4人相依为命。母亲靠帮别人做针线活等杂事维持生计，但生活还是难以为继，后来母亲只能将李亚莲三姐送人，带着他们兄妹3人到外婆家，在舅舅的帮扶下勉强度日。文革时期，李亚莲的母亲和他们兄妹成天戴高帽、游街、住牛棚。那时他们最怕白天到来，不知又要受到怎样的折磨。在晚上，李亚莲想念着父亲，想像着父亲的模样，盼望得到父亲的疼爱和呵护，但没有一点父亲的消息。李亚莲在对父亲的思念中长大为人妻，为人母。李亚莲曾想，也许这辈子都见不到父亲了。
从李亚莲的描述中，可以肯定的说，作为地富反坏的“孝子贤孙”，李安也必将在被歧视与羞辱的环境中度过他的童年、少年、直至青年，能否享受一般孩子的正常教育也是个问号。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即便李安是个有天赋的人，除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这样，上世纪70年代后期恢复高考后，他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现实中的李安曾两次在台湾考大学落榜，第一次差6分，第二次差1分，那还是在台湾，高考竞争难度远不能与1970年代末的大陆相提并论。
用网络自由撰稿人宋石男的话说，高考落榜的李安在1970年代末的大陆能做什么呢？由于家庭黑色背景的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在家待业。如果懂点手艺，可能会去干修自行车、焊收音机一类的活。以李安的天赋，一定不甘于此。也许会提个卡式收音机，穿上喇叭裤，做一个招摇过市的待业青年，被居委会大妈痛心地视为后进分子。或许也会在家办舞会，邀请姑娘们来家享受文革结束后的自由生活，结果说不定会在1983年的严打中被以流氓罪判个十年八年。这也不完全是无端推论，当年的确有一些艺术青年，比如像演员迟志强等就是因参加家庭舞会被以流氓罪逮捕入狱的。
如此，站在好莱坞85届奥斯卡领奖台上的还会是李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