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GDP增速为7.8％，是十三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很可能不是经济危机导致的周期性现象，而是永久性的，因为中国正在步步逼近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转折点：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联合两位亚洲经济学者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Growth Slowdowns Redux”，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和定值美元为计，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收入门槛：第一个门槛为人均GDP1.1万美元；第二个门槛为人均GDP1.5万美元。一旦达到这两个收入门槛，经济增速会显著下降。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129美元，按年均7％的增速计算，中国到2015年将达到第一个收入门槛。
根据对以往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一个经济体如果经济增速越快，老龄化越严重，投资占GDP比重越高，汇率越倾向于低端制造业出口，贫富差距越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恶化的势头会越猛。由此看来中国的情况很不妙：
首先，中国已经开始了日本式的老龄化进程。在过去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15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快的减少。到了2030年，50岁至64岁劳动力对15岁至29岁劳动力的比率，将超过一又三分之一，几乎是现在的比率的倒挂。
其次，中国目前的投资占GDP比重接近50%，举世罕见。这种靠催生资产泡沫来推进GDP增长的模式是很难持续的，长期以来“产能过剩，边际投资回报率萎缩，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恶化”等现象如蚁穴般蔓延终将成决堤之势。
再次，中国的出口依然由低端制造业主导，高科技产品占总出口的权重只有区区27.5%。在汇率倾向于低端制造业出口的情况下，国家整体而言缺乏摆脱廉价劳动力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的动力，就容易慢慢滑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继续高速发展。
最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达到了0.61，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中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拥有家庭总资产的84.6%，“少数超富家庭拥有绝大多数家庭财富”的现实使得中国的内部消费很难成为增长的引擎，这就迫使遭遇出口瓶颈的中国越加依赖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经济更趋失衡。更重要的是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贫富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综合看来，老龄化人口庞大，贫富差距巨大，沉迷低端制造业固步自封于全球经济食物链底端的中国恐怕很难战胜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和中等收入陷阱艰苦决战的十年，遑论超越美国。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某些阶段像今天的中国一样高速增长，被寄予晋身发达国家的厚望，结果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折戟沉沙。在那么多国家中，只有亚洲四小龙能冲出重围。偌大一个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创造史无前例的世界奇迹。
关于如何创造奇迹，我在一年前写下的“刘易斯拐点，人才资产危机和中国硬着陆”中得出了和Eichengreen教授一样的结论：提高教育实力，大力发展人才资产。当年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挣扎时韩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正是因为其雄厚的人才资产优势，如今韩国已能向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高端制造业国家叫板。这种经验教训对于今时今日的中国十分宝贵。遗憾的是，中国是个高质量人才严重缺乏的国家。根据麦肯锡《新兴市场人才报告》中国工程和金融方面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全球化企业的雇用价值。中国大学生往往拥有过度的理论知识而缺乏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人才的生存环境也十分恶劣，因为中国企业过多的把盈利杠杆建立在资本，品牌和关系（Guanxi）之上，严重忽视人才在盈利驱动中的重要性。如果中国能够突破人才资产上的瓶颈，中国就能成功地在全球经济食物链中晋级。而且人才资产的突破还可以创造出一个数量可观的中产阶层，成为缓和贫富差距拉动内需的捷径。中国的贫富差距源于国家对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权贵资本主义和系统性的腐败，急于扫除这些根深蒂固的弊病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伤筋动骨，社会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很高。而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银行户头，而是知识/技能，打造人才资产，则不会遭遇这些系统性的阻力，实乃“拨一两而动千斤”的“民富国强”之捷径。
人才资产也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最强有力的杠杆，资本将无需严重依赖金融杠杆，企业对公权力寻租的需求也将大大降低，因为公权力可以对资金等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不合理分配，可以对规模，品牌，商业模式进行严重扭曲，但人才资产的优势确是难以抹杀和强制分配的。这也是腐败曾肆虐的韩国的经验。
中国经济是继续崛起，还是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幻灭，未来十年将是关键之年，千头万绪当从人才资产着手，方是提纲挈领盘活全局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