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说，推行市场化改革的代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30年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今，要消除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办法之一就是让一些人先做另外一件事：投票。
让人们投票如何有助于消除不平等？全球电子产品最大代工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董事长、台湾人郭台铭显然懂得这个道理。从今年起，该公司将允许其120万工人投票，选举产生该公司所称的真正有代表性的工会——在一个连电视选秀都被视为危险民主先例的国家。到2014年，富士康员工将选举产生18000名工会代表。为保证选举过程的公正，整个过程将由美国的公平劳工协会(FLA)监督。
郭台铭的本意，可能并不是让工人们在薪资方面得到有工会组织的劳工队伍往往具有的议价能力。他更有可能是希望改善公司形象。2010年他旗下工厂接二连三出现自杀事件，人们指控这些工厂工作条件恶劣和使用童工，这些都玷污了富士康的公司形象。去年9月，在爆发了涉及几百名工人的集体打架事件后，这家为苹果公司(Apple)制造iPhone和iPad、以此闻名的公司旗下相关工厂曾被迫停产。
提高工资水平也许不是选举初衷，但它很可能是选举的最终结果。随着生产线岗位的吸引力下降，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得对雇主不利，即使没有工会，多年来工厂的薪水也呈现两位数增长。汇丰(HSBC)研究表明，以2005年美元币值计算，实际工资在过去11年里增长了350%，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都快得多。
这种趋势只可能加速发展。去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跌，减少350万，至9亿3730万。这一下跌比预计早了四年，表明中国差不多耗尽了30年来快速增长的最重要优势之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强调：“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实际上，工资上涨符合中共逆转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的目标。公众对一些人（主要是党的官员）的不满日益高涨，认为他们大肆中饱私囊。本周，国务院公布了一份35点计划，以求解决财富差距问题。其目标包括减少8000万贫困人口，将最低工资提升至平均工资的至少40%，以及迫使国有大型企业向政府上缴更多利润，用于再分配。
尽管这份计划缺乏细节，但与将于下月出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公开表述的目标一致，即打击腐败和官员的铺张浪费。这位新领导人表示，他领导的政府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指大大小小的腐败者都是打击对象），并禁止在官员宴会中出现鱼翅和高档酒。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势，但在经济上确实有其意义。如果中国要实现经济再平衡，更多依赖国内需求（而非投资和出口）实现增长，就必须让人民口袋中有钱。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是让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
如果工资真的加速上涨，企业将不得不大幅提高生产率，才能保持竞争力。汇丰研究显示，在截至2011年的5年间，这一点并未实现，在此期间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了生产率增速，使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超过100%。
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可能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业或低端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流向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流向亚洲以外。有证据显示，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和墨西哥等国家已经受益。
话说回来，劳动力成本不是一切。对许多制成品而言，工资仅占产品成本的一小部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去年的调查显示，如果苹果(Apple)按照美国的工资水平来生产iPhone，每台手机的成本将增加65美元。鉴于苹果产品利润丰厚，这点额外成本也许是可控的。但中国的竞争力事实上远不止在价格上。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制造业腹地集结了大量零部件制造商，能够跟上电子行业所要求的不断升级。中国工厂的灵活性也是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该调查提到，2007年第一代iPhone发售前仅几周时，苹果要求富士康改装深圳工厂的生产线，以便将手机屏幕由塑料材质改为玻璃材质。在其他任何地方，这种临时的更改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如果富士康真的容许一个强大的工会存在，这种灵活性可能会受到威胁。不过，没有人预期会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会（比如一个准备组织罢工的工会）。工人们也并没有强烈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或实行僵硬的工作条例。事实上，在富士康工厂里，工人抱怨加班时间不够多（而不是抱怨自己做得太辛苦）是更普遍的现象。不论工资是否提高，中国可能仍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