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造就多少荒唐事？（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1948年联合国大会发布《人权宣言》，庄严地宣称：人权是“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人权，马克思倡导过，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宣传过，毛泽东本人在革命时期也大声疾呼过。可是，毛夺得政权以后，在所有媒体上，“人权”竟然蒸发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根本看不到“人权”二字。反而，人权所包含的“人性人道自由”等理念，居然变成了官方严厉批判的对象！
如此拒斥人权，中国人岂能享有做人的权利，岂能活得像个“人”！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现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养一头猪，还叫牠哼哼呢，只怕牠不哼哼。可老毛那时候，大活人连哼哼都不敢哼哼！”当时，人与人之间谁都不敢说真心话。且不说同僚同事，且不说同学同乡，即使兄弟姐妹，即使父母儿女，甚至，即使是恩爱夫妻，都不敢掏心窝吐露半句真言，因为一旦闹起矛盾检举揭发，立马便会巨祸加身。比如李九莲，工人的女儿，红卫兵司令，可谓“根红苗正”，只因给未婚夫写情书时吐露了几句肺腑之言，不料这个解放军战士告了密，不久便被投进监狱，最后被枪毙。
在毛泽东时代，象李九莲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仅摘录23宗离奇案例——
（一）因拆字游戏而死于非命。林志中先生的《拆字冤案》（《咬文嚼字》2005年第5期）写道：河南南部某乡，有个名叫刘永咸的公社党委书记，因为正直他得罪了不少人。一年夏夜纳凉，不知怎么扯到了“突”字，刘书记用拆字法解释说：“‘突’字好理解，你看，它可以拆成一个‘穴’字和一个‘犬’字，一条狗从一个洞穴里冷不防地窜出来，还不‘突然’吗？”谁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平时对刘书记怀恨在心的造反派成员连夜向造反派头头告密，结果无限上纲，说刘永咸恶毒攻击“突出政治”。迫害也随之而来，挂牌游街，下跪批斗……生性刚直的刘书记不堪凌辱，气愤之下跳进了深潭。
（二）、因一句玩笑话而遭罪致死。河南省交通学校教育长黄云祥，1958年因豫东（河南东部）一个女社员吹牛皮，说不收亩产百万斤红薯不结婚。黄跟几个要好的朋友说：大家给这个女社员立贞节牌坊吧。算一算，百万斤红薯放在一亩地上能堆一米五高。因此，让他劳动改造，到郊区十八里河深挖土地一米五，最后累死在工地上。
（三）、聪明人一句话受了22年罪。袁永松、王均伟二位先生编著的《左倾二十年》写道：有一位当年的“右派”很多年后哭笑不得地回忆起当年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当时他是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平时人颇聪明，看事往往有先见之明。上级号召鸣放，班上不少同学都出来给学校提意见，他却一声不吭。有一天，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顺口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才不提意见呢，现在提了，将来非挨整不可。”够了，就这一句，“右派”的帽子一戴20多年。
（四）、一句话被误解而被逼死。四川南充的袁泽松先生的回忆文章《文革中的黄老师》（《读者报》2003年11月4日）这样写道：“文革领导小组”成立后，每个公社都要把公社干部分类向上一级文革小组汇报，哪些进了文革小组，哪些是什么原因没有进入，以便确定批斗对象。我们公社的这一任务仍然是出自黄老师之手。黄老师写的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加入文革小组的和尚未加入文革小组的公社干部”的后半句被公社文革组长理解为：“当和尚的公社干部才没有加入文革小组；或和尚不加入文革小组就来当公社干部。”他看了报告说，认为他领导的地方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他这个文革组长还怎么当下去，马上纠集一伙造反派干将冲进学校，闯入黄老师的办公室，有的抓头发；有的抓衣领，把黄老师拖到校门口的一棵黄桷树根上将其强行跪下后，才命令全校师生到校门口集合，叫黄老师向师生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黄老师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用手理了理额头的头发后说：“我没有什么罪行可交待”；文革组长何西平走上去抓住黄老师的头发把头往下按后才揭发黄老师的罪行。黄老师听后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说何组长把意思理解错了。这还了得，当众诬蔑何组长没有水平把意思理解错了，批判会立即响起了口号声“诬蔑文革组长，就是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后便用墨汁把黄老师脸抹黑，又挂上黑牌，由红卫兵押着游行示众，午饭没有吃成，连厕所也不准上，下午黄老师的裤子湿透了，哪里还走得开路，由造反派的几个干部拖回来扔在公社食堂左侧的二楼上，晚上只给黄老师二两冷干饭，叫黄老师吃后要写好交待，明天继续参加批斗会……。这位名叫黄涛的50多岁的教师，因此变成了敌人，并且，生生被凌辱折磨而离开了人世。
（五）、随口之言成祸端。许传海先生在《杂文月刊》上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一些运动》写道：有位院长成了右派，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一次开全院学生大会，他针对有人说农民吃不饱的问题，以这样一个故事教育学生：吃得饱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大代表外出视察，在火车上，一个代表吃得过饱，把胃撑坏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就有一批处系干部贴出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批判他。他的这次讲话竟然引火烧身，成为被打成右派的祸端。
（六）、A与非A都不可，横竖都是祸。许文中还写道：1956年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调干生”，第二年就是“反右”。正式“反右”之前叫“社会主义教育”。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天天开会，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向党交心。后来转为“鸣放”。“鸣放”到一定程度，便转入“反右斗争”。我们是大班，约150人，最后定了9个右派分子，超过5%.有个同学是这样当上右派的：他看了某系几个同学写的一张大字报，不同意其观点，就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结果某系写大字报的成了右派，我班这个写反驳大字报的也成了右派。
（七）、写重两字被逮捕，子女四人成孤儿。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16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10岁、6岁、4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人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一个父亲好端端的突然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子女的名字而遭受灾祸——他的子女依次叫：爱国、爱民、爱党。有人突有所悟，检举上去，说名字连起来寓意是：爱国民党——这说明，此人反动透顶。
（八）、堂堂中共高官，因长相而身陷囹圄。文革中，1967年4月，在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康生说内蒙古区党委书记王逸伦：“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特务。”因此，王被捕入狱。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因同样的原因也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
（九）、因一时疲劳瞌睡最终丧生。官明华，1952年毕业于广州第三医士学校，供职于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4师8团医务所，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6年夏，一次农场召开批判“三家村”大会。官女士因头天晚上出诊接生，通宵达旦过度疲劳，在会场打了一个盹。就是这片刻瞌睡，竟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当时，她立即成了大会的批斗对象，被斥为“小黑帮”、“小邓拓”，随即撤销职务下放劳动改造，1969年又被划为“特嫌分子”送白沙县“学习班”审查。官女士觉得农场领导人太不讲理，一气之下写了几张大字报。于是立即被扣上了一顶“攻击红色政权”的大黑帽子，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严刑拷打。此后，群众专政队员，从她的日记里发现了一句话：“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这普普通通一句话竟被上纲上线分析成了：“影射伟大领袖落山”，于是又被加上了一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1971年3月12日官明华被枪决，时年37岁。（引自纪之《人血馒头的故事》）
(十)、张冠李戴十九年。1960年12月，大冶煤矿技术员、省市两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高锡成，突然被扣上“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的帽子，押送一个小煤矿劳教改造。同事们都非常惊诧，高锡成本人更是大惑不解：这究竟是因为什么？19年后方才水落石出。原来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批判右派分子恽XX时，高锡成担任会场记录，记下了恽的17条“反动言论”。当时不经意将记录夹在书中便弃之脑后。3年后，高的大学同学王XX无意间发现这张字条，认为是严重敌情，当即向党支部告了密，于是，酿成了一桩荒唐冤案。一个优秀的年青知识分子因此丧失了19年宝贵的年华，平白经受了19年残酷的折磨。（引自尹明《离奇的人间悲剧》）
（十一）、勤劳致富有罪。姜玉明先生撰写的文章《富之罪》，记录了一个吃苦耐劳、稍显富裕一些的农家的不幸遭遇。文章的主人公叫闵耀芳，家住江苏省武进县嘉泽乡横埝村，是个搞副业的能手。他的家庭副业虽然很多，但集体劳动也没少参加。天没有亮，人家还没有起床，他家已在地里干活了；天黑了，人家已经吃完饭，上床睡觉了，他家才从地里摸回来，真是白天黑夜干，很少有一刻清闲。由于一家人勤劳，汗水换来了生活的富裕。但是，闵耀芳因富得祸，富而成“罪”。1966年8月的一天，他被抄了家，一时间，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弄得鸡飞狗跳。此后，他被吊打了几次，又关押了十多天，经常挂牌游斗示众。
1968年4月28日深夜，大队“群众专政组”几十人，将闵家包围。闵的老父亲被抓走，在大队部吊打审问，要其交出儿子。第二天，闵耀芳也被抓到了大队部。遭到了更厉害的毒打和批判斗争。
（十二）、勤奋教学有罪。容姜贵的《知识是祸》记录了这桩奇冤——贵州省榕江县忠诚小学教师莫定钦，潜心收集整理了一册教学参考资料，内容包括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中、美、英、苏、法五大国首脑的照片简介、中外著名的诗词歌赋、名言警句、史哲资料、政治论文、图片、漫画等，自己视为珍宝，命名为《黄金难买》。起初，这本册子在学校好评如潮，师生们争相传阅。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爱岗敬业的优秀园丁，就是这么一本教学参考资料，竟然招致了一场奇灾巨祸，莫老师因此被判刑20年！
（十三）、刻苦钻研学问有罪。王贤才，江西九江人，建国初期毕业于山东大学医学院。求学期间，得知有一部享誉世界的医学巨著《希氏内科学》。希氏，是美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希氏内科学》是希塞尔组织100多位内科专家编著的大型教科书。王贤才等了半年多，才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这部书，简直如获至宝。年轻的大学生突发奇想；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把它译成中文？可谁曾想到，在毛泽东时代里这竟变成了罪行，竟给这个有志青年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飞来横祸——1958年6月27日，王贤才补定为“右派分子”，罪状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罪证就是翻译洋书。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他再次受到批判，连那些经常接近他的青年医生们也受到了批判。文革开始后，他又受尽折磨，1968年4月27日，被投入监狱，主要罪状仍然是：吹捧美英科学文明！
（十四）、爱国有罪、为共产党效力有罪。马寅初在痛遭毛泽东批判以后，爱国老人依旧痴心不改，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勤奋笔耕，写成了一部极其珍贵的辉煌巨著《农书》，以报效生他养他的中华民族。大作写成不久，文化大革命狂飚骤降。对祖国一往情深的耄耋老人，不得不用颤巍巍的双手将垂暮之年拼尽老命的心血结晶，肝肠寸断、老泪纵横地一页一页投向火舌之中……。
章乃器先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受毛泽东之邀回大陆参政，担任粮食部长，在反右中被打成大右派。
钱伟长先生，当代中国著名科学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合称“三钱”。清华毕业后，他又考取庚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学成以后，毅然放弃在美国年薪8万美金的优厚待遇，回到战火频仍、积贫积弱的祖国。就是这样一位痴心爱国的一代科学界泰斗，1957年也被剥夺了为国效力、为共产党效力的资格。在被邀请出席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先生就大学教育提了一条意见：希望不要教条主义地完全搬照苏联的做法。结果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55岁高龄之时，被发配到钢铁厂，当了一名出苦力的炉前工。
肖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945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46年初任该校化学系助理研究员，1947年任该校冶金研究所研究员，同年8月任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其间，曾4次获得金质奖章。1949年，忠诚爱国的肖先生参加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学生基督协会”。 1950年，肖光琰回到了魂牵梦绕却又陌生的祖国，起初的接待也不能说不热情，但好景不长。很快，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便抛了出来，砸向他们：“思想反动”、“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卖国思想”……。因受精神打击，肖光琰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1958年底，在“拔白旗”运动中，肖博士被拔了出来，成了“白旗”，“老白旗——肖光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祖国毫无感情”、“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你想入党，是对共产党的污蔑！”
除夕，在迎新联欢晚会上，他幕员高声宣布：“下一个节目：活报剧《洋博士现形记》。”接着，一个小丑登场，自报家门：“在下肖博士，靠父母的造孽钱，在美国混了个洋博士，听说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待我偷点资料，溜进中国也好捞个一官半职……”——肖博士精神崩溃了，从此消沉下去。1968年10月5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队的一群彪形大汉将正在病中的肖先生抓进牛棚，并抄了他的家。在牛棚里则是无休止的审讯、三角皮带没死没活的抽打、嘲笑和唾骂。他一共交了26份“认罪书”，接受了20多次皮肉修理，被打得皮开肉绽，连声哭喊。第二天早晨，誓死要为共产党“拼命干”的肖博士再也没有起来。专政队发现尸体以后，迅即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大院内贴出了《特大喜讯——反革命特务分子肖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海报，并于当日下午到营城子农场揪出肖光琰的妻子到研究所继续交代。受过一番折磨后，甄女士提出请求给两天假，回一趟家料理一下多日未见的孩子。没料到，专政队大发慈悲，恩准了这一要求。可是，两天后甄女士并没有返回继续接受审讯。
肖光琰夫妇死后被定为“特务集团”头子。这是一桩毛泽东的爱侄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案例，编号《301》。此案，无辜的肖光琰夫妇又株连了11个单位26个更无辜之人，其中包括曾照顾过络连小姑娘的邻居老夫妇，曾给肖博士打过针的女护士，曾与肖先生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等人。……
（十五）、爱国英雄有罪。著名学者杨奎松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文中写道：田西园，抗日将领，曾历任军参谋长、代军长、集团军参谋长及代司令等职。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作战”，其组织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了解放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的指挥。其后还成功策动武汉警察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免遭破坏。但是，他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
（十六）、劳动模范有罪。许多省级和全国劳动模范，文革期间都受过残酷迫害——仅仅因为是劳动模范。《左倾二十年》中记载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遭受折磨的情景，细节恕不赘述。
（十七）、只因他们是黑帮的子弟。江明，生于陕西农村，14岁时尚不识一字。只因他是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外甥，进了贵族学校——延安保育学校。5年后——1942年又进了延安大学，成了一名大学生。1945年，进了第一批赴东北干部团。1948年，与叶楚梅、邹家华、李鹏一起，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批留苏大学生。行前，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林彪、高岗、李富春等专门接见送行。1950年，只因他是高岗的外甥，赴苏访问的毛泽东在莫斯科专门接见过他，还为这个学农的大学生题写了“农业机械化”几个字。1954年8月17日，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首脑高岗，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不明不白而死。只因他是高岗的外甥，从此由人上之人陡然坠进了社会底层的地狱之中。他连续不断地受审查，一次又一次被强迫低头认罪，要他承认自己反党；一次又一次被揪斗，被游街，接受拳脚教训，受尽折磨。因为伤及内脏，他的胸口多年一直隐隐作痛。只因是高岗的外甥，无人敢和他谈恋爱，也无人过问他的婚事，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后年逾半百，才和另一个苦命之人，一个连连唸叨“我坦白、我交待”的精神病患者结为夫妻。然而，江明认为，他比有些人还强一些，例如他的留苏同学朱忠洪，文革中被整得妻离子散，精神失常，宣布平反的当天，走出家门，至今杳无音讯，只因他是王稼祥的义子——王稼祥，就是将毛泽东推上权力高层而晚年却被毛泽东批判的“修正主义大黑帮”。
（十八）、祸起一首歌——《知青之歌》使作者蒙难。“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这是文革初期在广大下乡知青中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人称《知青之歌》。它虽然没有时尚的豪言壮语，但也没有流露什么“反动思想”，只是离家游子思乡之情的自然抒发——但是，就是这样一首普普通通没有政治色彩的歌曲，1970年2月19日，经张春桥指示，它的作者、知青任毅被逮捕下狱。只因苏修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曲。
（十九）、一幅漫画，害了一批教师。郭维敬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记录了60多起冤案。其中《权力意志下的悲惨命运》，写道：信阳地区在“左”书记王某的领导下，反右运动的各种荒诞离奇故事……他到汝南县视察，看教师学习班鸣放大字报时，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一幅漫画，讽刺教育科长随地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这泡尿尿的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教师都一个个沦为“右派”。
（二十）、一篇文章索性命。陕西农村共产党员杨伟名，1962年写了一篇《当前形势怀感》的建议文章，表达了对国家形势的忧虑和改进农业工作的意见，投寄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曾经受到很多领导干部的高度赞扬和热情肯定，但是，毛泽东见之勃然大怒，8月6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进行了严厉批判。因此，杨伟名屡屡遭受迫害，1968年因不堪凌辱与妻子一起服毒自尽。
（二十一）、一本书殃及10万人。1962年，作家李建彤，写了一部颂扬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可是，只因主要歌颂对象是当年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两大不愉快：1、虽然他自己说过“陕北救中央”的话，但别人歌颂陕北会影响他的威信；2、使他联想到几年前被他打倒的刘志丹的战友高岗。因此，将这本书定性为“反党小说”，从而使10万人受到株连惨遭厄运，其中包括副总理习仲勋和许许多多帮助过共产党的普通农民。
（二十二）、一个剧本株连几百万人，引爆文化大革命。奉毛泽东之命著文歌颂海瑞的明史专家、北京副市长吴晗写了一个剧本《海瑞罢官》，好评如潮，毛也赞不绝口。然而不久，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选择以批判《海瑞罢官》作导火索，曾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吴晗因此而突遭厄运，受尽折磨，家破人亡。并且，株连了党、政、军及学术界、文艺界几百万人惨遭迫害。
（二十三）、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1968年在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沈阳一家国防工厂——172厂理化室主任周凤威，不明不白被人检举为“特务”——检举者也是在毒打之下不得不信口胡诌乱咬人——20年埋头工作老实本份的周再三再四申辩，甚至痛苦流涕给人下跪，求人相信他的清白。可统统无济于事，凶手们依然对他施以酷刑。第三天，他实在忍受不了终于跳楼身死！临终前，他一滴血一滴泪写下一封遗书：“爸爸没干坏事，更不是特务……不承认不行，承认也不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忍心离开你们是不得已的事。”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总纲写下了一句金光灿烂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是社会的公仆。”；各级党政官员常常如是说；“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如是说。
依照上述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理应是国家的主人。可是，在那个被一些极左派吹嘘为“伟大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毛时代里，中国人民真的当家作主了吗？当时中国人活得并不像“人”，更遑论“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