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接班已有两个月，这60多天他在若干领域主动出击，力图给国内外展现其果断、魄力的手腕，扫除其前任消极颓势的弱主阴霾，从而营造一种新主临朝、气象一新的“大有可为”局面。客观上讲，习近平在政治目标和实现路线的设计上当前具有比较大的可塑性，但“可塑”和“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样是一个短暂过程，在与当前体制和官僚集团的几轮试探、博奕之后，所谓“新政”就要固化为“长策”——稳定的施政理念和长远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官僚集团和各派势力将对新领导人的性格、抱负、喜好和弱点建立充分的了解；而新领导人也将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达到同样的了解——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过对于中共领导人这条船而言，可载之覆之的那个“水”，倒并不直接是草根大众，而是将其推到金字塔顶端的党国体制和官僚集团。
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外界普遍把注意力放到了会上传出的消息上：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要在今年之内“停止使用劳教制度”，然而忽略了总书记习近平直接对会议作出“重要指示”。这在胡温十年中几乎是未曾见的。胡锦涛作为上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政法系统偶尔作出“指示”也只扮演“打酱油”的角色，比如2009年胡指示“希望全国政法干警向谭东学习”、2010年指示向新疆“7－5”事件中在“维稳第一线”过劳死的河南特警沈战东学习、2012年对公安部以追捕网上逃犯为内容的“清网行动”做出肯定。而习平则是甫一听政，便把手伸向政法系统，在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项重点改革”当中，其中之一是“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即与政法委的地位与作用有关。习近平的“指示”直接为政法工作定调，明确体现出了要将政法权力收归自己掌握的意图，这是习近平上位后，在改变中共高层权力格局方面走出的实质一步。1月15日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永文被中纪委带走调查，这可能意味着习对政法系统的清洗将逐次展开。
但是与习近平把手伸进政法系统同时发生的是刘云山的高升。1月15日刘云山接任中央党校校长一职，这样在七常委中排名第五的刘云山不仅组织人事、意识形态和党建大权一手抓，而且戴上了中央党校校长的乌纱帽，坐稳了意识形态领域“正统性”的交椅，甚至有望在今年的“两会”上接任“国家副主席”，从一口冷灶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刘云山的突然跃升使得之前在海外中文媒体中流传的“弱常委制”、“（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等江系）四常委打酱油”、“四常委假风光”一类的分析被部分证伪，也说明中共寻求高层权力平衡的机制仍然有力地运作着。习近平收归政法权力和刘云山跃升同时发生，此进彼退的交易色彩明显，体现了习近平的“强势出击”并未打破官僚集团寻求势力平衡的惯性。党内文的和武的两手，文的是宣传、武的是政法，不可能都让习近平一手控制、一人独大。
同样的形势也体现在当局对“《南周》事件”的处理上，中宣部的高调介入和维稳部门的暂时按兵不动同时存在，结局也是一个超级和稀泥的局面，没有人是明显的输家、也没有人是明显的赢家。《南方周末》1月10日如期复刊，参与罢工的工作人员暂不作处分；可与此同时《南方周末》也转引了《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的“党管媒体是原则”的说法，肇事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也稳坐钓鱼台，暂时没有挪窝的迹象。作为89以后，中国传媒界抗争的一起标杆性事件，“《南周》风波”当局的唯一妥协之处在于，《人民日报》在“党管媒体是原则”的立场性表述后加了一句“但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然而实际上“与时俱进”地管理媒体中共也一直在做，在互联网领域一直都在“与时俱进”着，由封堵IP“俱进”到关键词过滤、关键词过滤的清单也一直在“俱进”之中。“与时俱进”的潜台词并不必然是言论尺度的放宽，也可能仅仅是管制手段的更加精致化。
关于官员干部公示财产的话题突然大热、又骤然冷却是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这个话题严格地说是官方媒体在中共“十八大”前后炒热的，2012年10月28日《人民网》转发了《工人日报》的文章《官员财产公开多是“虎头蛇尾，制度期待“破冰”》；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报》又连发雄文，2012年11月27日登出文章《77.8％公众期待有更多渠道参与反腐》、12月13日又发表文章引用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的话说：干部财产公开需要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官方媒体的热炒使得公众对官员公示财产的近期突破普遍抱有预期。在2012年圣诞节前后，新华社刊登了七常委的人物写真特稿，使得这种预期达到了高峰。12月26日中新社的报导引用“专家”的话，称政治局常委公开家庭情况，是在为“今后官员财产公开作出前期探索”。2012年年底，更有关于七常委即将公布财产的传言在海外中文媒体中流传。
但人们忽略的是，公示财产的话题不仅在中共“十八大”上被回避了，在2012年最后一天，习近平主持的部署来年反腐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谈及。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的是将习上台后推出的“八项规定”作为重点，将“八项规定”长期化、经常化，以此方式推动反腐。新年之后，关于自上而下地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说法不了了之、再无人提起。官员财产公示话题在2012年最后几个月的先热后冷，再一次体现了中共体制的顽固惯性，新官上任的火烧过了头，哪怕是动了动把火烧过头的念想，都将遭到降温处理。
李小鹏意外升任山西省代省长，也突出反应了中共官场当前的生态格局。李小鹏任山西省副省长四年未被扶正、说明他在胡温中央不受待见；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他得票倒数第一，说明他在官场人缘不佳、在现任高官中也缺少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意外升迁，除了彼父李鹏的强力运作外，实在没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习近平上任后的强势作风曾让不少人希冀老人干政之风一去不返了，如果说江泽民“顶风作案”、漠视“习八条”，频繁借题词作序现身是示威的话，那李鹏运作其子李小鹏上位、直接干预人事，就实实在在地是老人干政了。许多人所不了解的是，本来中共的“老人干政”就不发生在平时，而是主要发生在关键时刻，哪怕某位在任领导一贯表现强势、长时间表现强势，也不能说明他就真的能独断干纲。由于中共历来敝帚自珍，把往届领导的理论、路线都当成传家宝一样写进党章、奉若神明，这使得政治老朽们以正统面目出现干政时，当前的领导人很难有足够的权威和正统性去抵制。更何况这些老朽的背后是他们子女——盘根错节的太子党集团，他们在中国是不可忽视的能影响大局的暗势力。在缺少现任领导支持的情况下，李鹏仍能将其子推上代省长的宝座，看来强弱之势并不能简单从表面判断。
习近平也许有他的“明君梦”，其上任之初的两个月尽管左冲右突，在中共内部搅起了些许涟漪，但从以上诸事来看，体制樊笼的铁壁仍未见松动。更何况习近平还在公开讲话中反复声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毫不动摇。向官僚集团表态：他要做外科医生而不是掘墓人。不管新官上任烧起了几把火。掀起了几轮风暴，都是要为党切除机体上几处坏死、不可再留的腐肉，而不是要把党送进坟墓。正如人的屁股坐在椅子上时决不可能把椅子搬起来一样，不脱离中共体制的“新政”，不管当事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最终都将沦为愚民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