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是指把一个运输工具上装载的东西卸下装到另一个运输工具上。同时，也可以指报刊上刊登其他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不可否认有影响的新闻炒作也是靠转载得以完成的。没有转载就不会实现广泛的传播，转载有转载的规律。
要想转载多，本身要出色。本身不出色，点击率不多，读者没几个，自然也就没人转载。除非你爸爸是“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全国上下谁不转载就把谁打倒。
中国媒体与众不同，国外是各守各的山头，中国是全国一盘棋。因此，转载又有了中国特色：转载是一把锋利的利器。毛泽东曾经说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但用转载造势批俞平伯，批海瑞，发动文革，又是毛泽东的一个个声势浩大的创造。
毛泽东生前最著名的三次“转载”：批俞平伯
1954年，中国文坛上卷起过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巨大风暴。事情起因于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54年9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李希凡、蓝翎先生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该文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提出商榷。
江青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文章大为赞赏，就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邓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商量的情况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蓝翎，让他们将文章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岂料，文章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转载一事搁下了，似乎不了了之。历史充满了偶然，又有超出想象的必然。短暂的停歇，好像表面平静的深水，正在积聚着惊涛骇浪的能量。中宣部、《人民日报》、中国作协等有关领导，刚开始也没有参悟到转载此文背后的玄机。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这次参加谈话的有周扬与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正副总编邓拓、林淡秋等人。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9期，说毛泽东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林默涵、何其芳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周扬说：“很粗糙，态度也不好。”“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
有学者认为周扬和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开展批判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最初都有不同的看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转载”抵制，这就引发了与其中很有关系的江青的矛盾冲突，也为后来周扬、邓拓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生前最著名的三次“转载”：批吴晗
文革是由批吴晗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解放日报》11月12日就在第二版转载，这是上海自己报纸的转载。接下来是华东地区的报纸相继转载，11月24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25日《安徽日报》，26日《江西日报》。这些省份都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是知道姚文元这篇文章背景的，所以这是华东局打的招呼。
在文章发表的第三天，北京市委宣传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来电询问文章的背景。上海没有正面回答，所以北京也就不对上海的文章作回应，两地赌气了。毛泽东9月份已就批吴晗一事给彭真打过招呼，此时就等着看彭真的反应了。但彭真并没觉得问题的严重性。这里有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毛泽东是11月17日到上海的，见北京不转载，就让上海印发单行本向全国征订。但北京最初就是不订。这反映北京对批《海瑞罢官》采取对立的态度。当时印单行本的规格是有严格规定的。上海怎么敢擅自印发单行本呢？毛泽东是借此来进一步看北京的态度，也就是对毛泽东他个人的态度。北京不订，毛泽东也赌气了，所以文章的是非已退居次要的地位。这种僵持的状况延续了半个月，是前所未有的。上海批了北京的副市长，北京却不作任何回应，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一些书上说，北京问上海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背景，上海没讲。这实际上并不是张春桥个人要封锁，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是陈丕显嘛。而毛泽东这时也在上海。最后打破这个僵局的还是陈丕显。11月25日，陈丕显在上海将文章的背景告诉了罗瑞卿，并托罗瑞卿转告周恩来。罗瑞卿让《解放军报》转载，总理则让《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十多天的僵局才被打破，《北京日报》也在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随后与北京相关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和天津也在12月初转载了。《广州日报》是12月1日转载的，这是陈丕显通过陶铸的妻子曾志打的招呼。这时候转载就是政治表态。
事后毛泽东算了算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有湖南没转载。
毛泽东生前最著名的三次“转载”：批刘少奇
在进驻北大蹲点的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公开发表聂元梓等７人写的大字报，出于他这样一个思路：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来触击一下当权派们，尽快消除我们的“阴暗面”
毛泽东经过思考，做出了反应。他于６月１日做出如下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康生、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迅速落实，在６月１日当晚，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新华社稿的名义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且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这篇评论员文章给北大党委定了性，称这个党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这个“黑帮”的“黑组织”。
仅仅一天过后，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了这张大字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