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中共官媒新华社对外播发的一篇题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人物专稿”，与笔者和何频先生合著的《宦海沉浮 沧桑正道----习仲勋和他的儿子习近平》一文的最初发表时间，相隔整整二十年。我们二十年前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是最早向外界系统介绍习近平、俞正声、刘源和薄熙来等中共元老后代的，其中关于习近平的内容不但客观而且基本都是正面肯定，其中尤其是关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邓小平时代仍然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记载和描述，至今仍是新华社官式文章中无论如何也不敢涉及的：
邓小平时代开始后，重新复出的毛泽东时代的“超级元老”人人都被安排了一个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职务，如彭真是人大委员长、李先念是国家主席、陈云和薄一波主政中顾委,就连五十年代时职务远在习仲勋之下的王震、万里、宋任穷、杨尚昆、邓颖超等，也都是任过数年一级（正国级）领导人职务后方肯退休甚至干脆死在领导岗位上，唯独习仲勋没有这个福份，出任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后，即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一职务虽然在政治待遇上与国务院副总理平级，但从权力角度等於是被闲置起来。这样说来,习仲勋在受了近二十年的政治冤枉才重新复出之后，其实际政治地位还不如毛泽东主宰一切的五十年代中。
关于习近平个人的从政之路，新华社的官式文章中也多有记载不十分准确或者刻意回避的地方。
一九六九年一月，不满十六岁的习近平以“黑帮子女”的身份被发配至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落户。当年八月,他到北京上诉,被当成所谓“倒流人员”关进公安局半年之久。之后，被遣送回梁家河，与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四类分子同等待遇。
一九七一年,他在当地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次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七三年担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当时他刚满二十岁,而且尚是“黑帮子弟”，怎么会当上这个“官”呢？尽管这是个“芝麻官”，但毕竟也是一方之主。习近平后来说，大概是人们看中了他两点：“能干活，身扛两百斤小麦走十几里山路脸不变色；力气大，全村青壮年谁也摔不倒我。这可是平等竞争，没后门可走。”
“优闲的生活反而使我烦躁不安，我渴望到基层去，和老百姓在一起。”习近平如此解释他当年从中央军委办公厅脱下军装去基层工作的原因。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是习近平当时对高干子女的评价。他不赞成对高干子女一概而论。他认为，文革之后，中共高干子弟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生活中失去的太多，要尽情享乐来弥补；一种是认为时间耽误得太多，要加把劲学习、工作，不断完善、充实自我。
曾有记者问他，您走仕途之路，与您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吗？
习近平回答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不能说我是靠老子吃饭的人。应该坦率地说，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制度，领导者身边的人，熟悉的人，容易被提拔使用。我要告诉你们，我最初当“官”是村里的书记，当时我父亲的问题还未被平反呢。
习近平担任福建省长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自我介绍说，当年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时任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当时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习近平说，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院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５０岁了。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５０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一位看透了中共政坛宦海险恶，不愿在仕途上“继承革命先辈遗志”的中共高干子弟评价说:中共政权的所谓“太子党”从整体上来讲之所以还远成不了气候，就是因为他们中象习近平这样明智的人不多----他是中共高干子弟中少有的异数。高干子女要想从政，要么走行政管理的道路，学习近平从最基层的乡村政权干起；要么走工业管理的道路，从一个车间的班组长或车间主任干起。那些住在中南海里父母身边的，离不开机关办公桌的，更不愿迈出北京城的高干子女们，将来的政治前途充其量是个高级幕僚，与习近平不可能同日而语。
“聪明且富有远见的习近平早早远离北京那个权力杀戮的战场，又不介入意识形态之争，在福建“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一方面令中共高层不能不刮目相看,一方面又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象他这样的高干子弟,未来的政治前途应该更为看好。”这是我们二十年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关于习近平部分的最后结论内容。
一个半月前习近平在十八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身份发表公开讲话后，中国大陆普通网民中最朴素也是最贴切的评价莫过于一句“终于换了个会说人话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了”。而数天前新华社奉命对外播发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文中因为居然出现了党国领袖的诸类生活爱好以及与著名歌唱家妻子是“一见钟情”的人性化描述，更是令外界媒体评论认为是习近平是在刻意以自己的“平民作派”告别共产党前政权的“宫廷政治”，而笔者则希望习近平能够以此为开端，努力“向台湾的马英九学习，向美国的奥巴马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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