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外媒体曝光了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早年曾弃军逃跑，和大陆官媒多年对他的宣传完全不同。11月16日，旅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指出，邓小平早年的这种行为和他后来在文革中写检讨出卖别人、在八九六四时屠杀学生以及所谓改革开放，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维护中共的权力。
香港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中写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正式会议上评价邓小平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邓小平在1968年写下的《我的自述》中承认了这一点。1972年，他再次承认：“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
旅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认为，从他对中共的了解研究来看，他确信邓小平有这种恶劣品质：“在文化革命中，在七零年以前，他为了保存自己，向毛泽东写检讨，保证永不翻案，而把刘少奇出卖出去；在七零年以后，他的检讨，又等于把周恩来出卖出去，所以实际上邓小平他所做的这一切，和他的抛弃军队逃跑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为了保存他个人，他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
美国华文媒体《华夏文摘》报道了知情人讲述的当时情况：1931年初中共第七军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途中，被国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部队到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外出接头时，国军对崇义共军猛攻，双方力量悬殊，共军部队急切等待邓小平回来指挥。当时邓就在附近山上，他听到枪声紧急，立刻弃军逃走，并带走了大量军饷。
这段历史虽然写进了所谓《红七军简史》，但中国老百姓普遍不了解。更有人感谢他实行的所谓改革开放。
仲维光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引用前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第三号领导人吉拉斯的话说：“很多人对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有所谓感谢之心，但是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绝对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这就是吉拉斯当时在《新阶级》中所说的，当这个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政权和利益的时候，它们不得不进行改革，而任何改革，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当年的逃跑和当年的检讨，以及后来的八九年对于民众的屠杀，都绝不为了社会、为了民众的。”
海外媒体上这篇署名“陈昭”的文章中还谈到，知情人还披露，邓小平在组织百色暴动中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有过弃军逃跑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