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集团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申请比利时国籍的消息震动了欧洲。尽管他声明将继续在法国纳税，但还是让法国和欧洲感到惊讶。
我去法国多次，是六次还是七次竟然有点记不清。有两次呆了一个多月，其他几次也都是一两个星期，所以不仅感受了法国的文化艺术，而且感受到它的社会困境。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二〇〇五年这一次，它的几个大社会现象让我感到十分困惑。一是工人老是罢工，老是示威游行抗议；二是制造业快消失了，所谓工人罢工，多数是交通业、邮电业、服务业的工人，至于产业工人阶级则已“日薄西山”；三是税收太重，一般的中产阶级，税收已达48%，将近收入的一半。二〇〇五年之后，我仍然关注法国，去年秋天去欧洲七国游览，虽然未到法国，却也听到许多法国的故事。因为有亲眼目睹又有友人讲述，我更是感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三个种“阶级大现象”，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逃亡，即逃往美国和其他国家，以逃脱重税的压迫；二是无产阶级的消亡，即刚才所说的因为制造业的逐步消失而引起的后果；三是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因为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逃亡或消亡，所以担子就落到中产阶级身上。政府被大资产阶级逃掉的税款，就让中产阶级来补偿无产阶级的愤恨，也得让中产阶级花钱来平息，于是，中产阶级便不堪其负而日益清寒。
虽然多次到法国实地察看，但大部分时间还是隔岸观火，所以上述评说未必精当，不过，欧洲陷入经济困境，法兰西也是境中之国，这是事实。面对这种困境，我想说的是“平均主义”这个漂亮的平等思想误了欧洲。
二战后数十年，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十分强大。许多国家长期由社会党执政，而社会党的优点是更多地着眼于社会下层的利益，甚有道德感。众多社会党共同发表“福利宣言”，其主题讲的是缔造社会共同福利，可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理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加对富裕阶层的税收，把这些钱用于救助下层人的医疗、教育和日常生活等困难。这种大思路听起来相当动人，但是实行起来却几乎是“劫富济贫”的半“革命”行为。“劫富”便是高税收。一九九二、九三年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才知道教授的税收达65%。马悦然教授告诉我：现在是联合党执政，前两年社会党执政，税收高达85%，而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其税收则是收入的98%。收入愈高，税收的比率就愈高，难怪拥有高收入的财主们、明星们要拼命往美国跑（美国教授的税收只是工资的三分之一）。法国新任总统上台后不久就宣布要对富人们增至75%的税收，这自然就把富豪吓跑了。
平均主义很受底层人的欢迎。在中国，从古到今都受欢迎。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不患贫穷只患不均”的大思路。“五四”运动的改革家们虽然批判孔家店，却仍然接受这种大思路。他们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的文化，也只片面地接受法国卢梭的“平等”文化，并不接受英国洛克的“自由”文化。而所接受的卢梭，又是片面的卢梭，强调的是经济平等，而非人格平等、心灵平等，机会面前竞争的平等。可惜经济上的平等，无论是“均田”、“均富”还是“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不过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难以实现偏偏硬要实现，那就只能动刀动枪，走上梁山进行造反革命。平均主义的招数一定要导致“劫富济贫”，不同的只是劫与济的方式有暴力与非暴力之别。欧洲社会党的方式不同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用的是非暴力的办法，但归根结蒂也是以劫应济。原先不少知识者对这种方式颇为欣赏，但欧洲的经济危机烽烟四起之后，又开始反思：平均主义之路是否行得通？伦理主义的愿望是否能取代历史主义的逻辑？人类生存的困境是否可以浪漫式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不再重新思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