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大饥荒，是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击下的产物。天灾状况，资料文献与媒体报道大致相同，无需多谈。
值得细讲的是“人祸”。时下媒体也热衷于谈1942年河南饥荒背后的“人祸”因素，但可惜其分析大多很不到位，甚至采纳的是伪历史。
本期专题，即试图勾勒出这场“人祸”的真实历史逻辑，并澄清一些广为流传的伪历史。
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百姓以树皮为食重
庆方面：蒋介石“不愿救灾、不愿听灾”不是事实
“蒋介石不惟是不愿救灾，而且是不愿听灾”，张仲鲁、王芸生60年代撰写“文史资料”时均如此说；这也是当下媒体在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最常见的表述[详细]。但这种简单粗暴的表述，并不是事实。
1942年6月全国粮政会议：蒋介石要求加大对地主富户的征粮力度，以减轻平民负担
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1942年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同时，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之所以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更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尤其强调后者。蒋氏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
显然，蒋氏希望通过加大征购量，将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大地主富户”身上，以减轻“小户”负担。在这次会议上，蒋氏毫不掩饰他对“地主富绅”的厌恶：“现在各地兵役……大多数仍旧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鳏老寡妇不惜他孤子单丁，送他来当兵服役，而富绅地主有多数的子弟反而设法躲避，不肯应征，一般保甲长又从而庇护舞弊。各位看这种地主富绅，如果将他们冷酷自私的事实揭露出来，该是何等的羞耻”；“（地主和富绅）若果征粮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应征，遭逢国家这种大难，看到同胞流血牺牲，而他们连自己所多余的粮食都不肯贡献一点。这种不知自爱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说不能作民众的表率，就是作一个现代普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蒋氏要求在座的各省主管粮政的官员必须做到让“富绅地主”更多地出粮：“今年政府的粮政工作，为求合乎平等和平均的二大原则，必须实行累进的比率，使粮多者多征购，粮少者少征购。惟其如此，我们对于一般富绅地主，格外要尽其督导劝谕的职责，要使他们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明白他们对于国家贡献粮食的意义之重大。”
同时，对一些官员所反映的征粮难问题，蒋氏认为真问题在于粮食的分配不合理，而非粮食的总量不够：“须知目前的粮食问题，并不是粮食有无的问题，而是粮食供求不能适当的配合，以致产粮的地方粮食太多，而歉粮的地方则民食不足，……所以此次，对于以后粮食供求的计划，粮食运储的方法与技术，应切实讲求改进，总要使人民虽劳不怨，这就要我们粮政人员上下一致的殚精竭虑，苦心焦思的来如何减少人民的痛苦。”（《蒋介石：对于粮政的期望与感想》）
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虽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氏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
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
1942年9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
同时，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氏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
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河南方面：省主席、省粮食局长均未向中央实情报灾媒体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尤喜引用冯玉祥的一段回忆：“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详细]——可惜的是，冯玉祥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味瞒报灾情，根本不曾向蒋介石报告过灾情实况。
省主席李培基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河南1942年灾情图。红色表示灾情最重，黄色次之。白色部分是缺乏数据的日占区。
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
省主席李培基之外，影响重庆对河南灾情判断的最关键人物，莫过于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前一小节所引河南省粮食局秘书于镇洲的回忆，曾提到卢郁文与李培基一般不肯向重庆实情报灾；此非孤证，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的文件，也谈到了卢郁文的不肯实情报灾。该报告的调查者张光嗣“于（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带助理一人、勤务二人，历时四个月，遍走“灾重各县”。报告说：
“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
但奇怪的是，李培基固然可以用两个“谁知”来为自己的失职搪塞，但卢郁文本人却是实实在在非常清楚河南本省1942年的粮食困境的。1942年7月16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有卢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卢氏在文章中说道：“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
卢氏此文发表时，尚是7月，秋收未到，灾情也尚未发生。但其对本年收成的预估，应该说是准确的。但费思量的是，卢氏既然已经预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实际情形是仅有两成），何以却不愿向中央呈报实情呢？粮食局长卢郁文既已知道本年收成实情，自然没理由不告诉省主席李培基。所以，很显然，以玩忽职守、判断失误等原因来解释李、卢二人拒不报灾的行为，是说不通的。
李培基和卢郁文为什么不愿意向中央实情报灾
李培基1942年1月20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视事”；卢郁文担任河南粮政局长的时间则是1942年1月30日。据张仲鲁的回忆，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荐而信用的：“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季陶）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方策曾一度担任过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干练，官声极好；戴季陶也曾有“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之语。张仲鲁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蒋氏启用李培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戴季陶的推荐，同时也应该与李氏在人事处理方面颇有心得有关——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发行的《考核汇刊》等刊物，此前已刊登过李氏不少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论文。而蒋氏在1942年6月的全国粮政会议上，就曾重点谈及人事处理对完成征粮任务的重要性。
卢郁文是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过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他被蒋介石选中，去抗战最艰苦、粮政最难办的河南担任粮食局局长，也应该与他的粮政思想与蒋氏高度合拍有关。卢氏1941年10月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刊登的论文《粮食管理中之量的问题》，其主要内容，简直就是1942年6月蒋介石在全国粮政会议上的讲话的翻版。尤其是在“粮食总量足不足”、“粮食运输问题”、“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这三个要点上，卢氏的意见和蒋氏的谈话高度一致，以致于不免让人揣测蒋氏1942年6月的粮政会议讲话，很可能出自卢氏之手，或者至少参考了卢氏的论文。
显然，李、卢二人1942年初执政河南这件事情，寄托着蒋氏在粮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蒋氏的信任与期望，对李、卢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重的压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已经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此外：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只有三成，据卢氏在1942年7月说，现各县欠缴1941年度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而1942年度河南摊购之军粮，较之1941年度已减少80万石，李、卢二人或许认为该数目尚在河南民众可承受范围之内，正如卢郁文自己在该年7月份所说：“现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赋已征收完毕，军粮则尚未征购，若随下期田赋征收，则在七月以后，时间恐嫌过晚，不仅有误军粮供给，且征购之期在发收一个月后，办理必增加困难，故本年度军粮拟在麦收以后，即一次购足，不随田赋征购。”（《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一次购足”之语，足见卢氏对完成本年粮食征购任务的乐观。但身为经济学家的卢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众之所以还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还能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对较好的收成是有关系的，民众是拿了往年的积累来填补了1941年的空洞。
地方基层：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为征粮不顾百姓死活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将粮食征购的完成情况，具体量化为县长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这直接导致河南境内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们堂而皇之地加大了对民众的压榨程度。许昌县长王桓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典型案例：许昌县长王桓武暴政虐民，使许昌成为饿死民众最多之县
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各种不同的统计数据均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的许昌县死亡人数是82224人；张光嗣1943年9月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183472人，其次为。之所以许昌民众死亡如此之多，县长王桓武的暴政，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饥荒期间，杨却俗先生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对王桓武的暴政有近距离的了解。据他晚年回忆：“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到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杨先生的幼子也因为灾中营养不足，患了严重的脾肿而不幸离世。
另据记载，早在1941年，王桓武为向上级邀赏，就曾主动“把田赋税额大加提高，超过四邻各县许多”，但王氏做得太出格，田赋数额提高得太多，以至于正为征粮问题焦头烂额的省府也看不下去，替他砍掉了一部分。王桓武1942年的征粮口号是“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逼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许昌市档案馆保存有一份材料，对王桓武逼粮一事记述甚详，内容如下：“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连年凶岁。饥寒交迫，死亡枕藉。王桓武与田粮处副处长刘化洁(禹县人)勒逼灾民交粮。以树皮草根罗雀俱尽之饥民，当然无粮可交。王桓武就于四乡互相派车催粮，派车数目至800辆。每一辆车，车户4人，保安队勇2人，牲口3头。凡有四五十亩土地之户，即往车一辆坐催，3头牲口之喂养及6人之伙食，均需该户供给，且保安队勇须食白面鸡蛋，直至将粮运走，不准空回。以致四五十亩田地之家，因此全家饿死者十之六七。许昌士绅曾劝王将派往四乡征粮之车辆撤回，遭到王的反对，说‘不将粮催齐，不准撤回。有人反抗，即行拿办。’”（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
这段档案材料与杨却俗先生晚年的回忆相当吻合，当属确实。王桓武后来升任南阳专员，其在许昌的劣迹引起当地士绅多次联名控告，并在1944年春上诉成功，王桓武被免职押往洛阳军事审判处受审，但稍后日军攻陷洛阳，审判不了了之。另据杨却俗先生回忆：“胜利后不久，曾任许昌县长的王桓武企图叛国，被他故乡——内乡——的团队发现，予以活埋，可见上天的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1942-1943年河南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媒体在报道河南1942年大饥荒时，关于饿死人数，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的是“300万”[详细]。但这个数据，只不过是记者白修德的一个估计而已，并非统计数据。
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是死亡人数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赈灾时间太晚、河南三面受敌交通堵塞赈灾粮食运输艰难、乡绅富户们不肯出粮赈灾、各级赈灾官员贪污腐败，都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程度越趋严重的重要因素，媒体这方面的报道也已很充分。但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似乎很少被媒体提及。
这个因素就是：河南省政府的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晚年如此回忆：“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幅甚巨，制订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
于镇洲所言，并非孤证。许昌的救灾情况也是如此：“王桓武……不仅将粮价压的很低，而且派人查封各粮行的存粮，令其按他所定的低价出售。当时许昌周围各县所定粮价均高，而许昌独低，外粮不仅不来，许昌境内仅有的存粮还有私自运出者。因之粮源断绝，粮食奇缺。穷苦人民变卖田产可以得钱，但拿钱却无处买粮。”（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在政府运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本应该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源来救灾，但河南省政府的限价政策，直接导致外省对河南的民间粮食贸易陷于停顿。
所谓“死亡300万人”，并非调查结果，而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的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只能说，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结语
本专题虽然澄清了一些问题，但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还远未揭开。对这样一场复杂的历史悲剧做道德判断是容易的，但要做事实判断，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许多媒体所乐于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是靠不住的。下期专题，我们就专门来谈一谈这些广为流传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的伪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