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墓塔
姚广孝的诗文主要有《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类稿》五卷。
此外亦有《道余录》、《佛法不可灭论》及《诸上善人咏》各一卷。其诗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乃“清新婉约，颇存古调”。同时，姚广孝胸怀中所寓之对人世的深挚情感、对宇宙的知性观照，亦点滴弥散于诗文间。这仿佛合了近人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一书中说的“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姚广孝之情志秉性，有一种佛教信仰的参悟，可出人世之局外，以静虑之心观照万物之生灭来去；亦有一种在世生活的热忱，可入人世之局内，体会人间事之酸咸甘苦。故其作诗，既能入其内，以深挚之情感，写现实之生活；亦能出其外，以冷静之理性，写空寂之禅境。
姚广孝诗之特色大致有三；其一，登览山水、访师问友之作，常有深挚之情与睿智之思。此一特色，乃是就姚广孝诗之内容而言。靖难以前的姚广孝，为一方云游僧，行于诸方，与道徒、文士结伴，参禅学道，观览胜概。故其于所到之处、所遇之人，作诗以记，抒之以情，寓之以理。譬如“偶来值禅侣，清谈忘永夕”；“忘彼区中缘，乐此尘外境”。
因之，在人与事一面，有送别思怀、赠答宴游之作。如：
我住城西寺，君归湖上山。
马声知驿路，树色认乡关。
写离别之事。于姚广孝而言，云游经历一方面增益他在哲学与诗学上的修养与磨砺；另一方面则使他与友人相知相交，结下深厚的情谊。所以，“离人千万意，都在短亭中”。短亭筑在城外，立于路边，其中融入了客游人无限之离别意。且在离情别绪里，更平添一分对往昔乐游之追忆。譬如他写，
去年折花寄邻叟，今年邻叟无何有。
可怜见花不见人，肠断东风绕花走。
但愿东风休作恶，且使北人相与守。
一枝送尔表情亲，侑花得句何须酒。
乃是寄思念之情于东风，追忆与友人把酒言欢、切磋诗艺之真趣。
姚广孝居于吴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与北郭社的成员常有同游、酬唱之乐。他曾写过《题张山人适乐圃林馆十首》，乃是与北郭诸友同咏之作。其中有
去官归故里，侨隐倚高林。
花月尊前友，松风席上琴。
一首，言同里张适辞官退隐山林，诸友人相访之事。当时同往乐圃的，亦有高启、倪瓒等人，众人饮酒、吟诵，颇得逍遥情致。而
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
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
一首，则是姚广孝写乐圃林馆幽静、空寂之味。远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嚣，乃是元末明初，文士们向往之境。而驯鹤与蓄鹅的闲情逸致，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禅者圆融于心之参悟。
在景与理一面，则有登览、题画及怀古之作。其中，登览与题画之作，多以今之眼光，或绘自然之景，或抒感怀之情，亦或寓哲理之思。如《洞庭谣》，以“七十二峰在其下”，“太湖三万六千顷”，极写洞庭的磅礴气势，由岚云水气之晦明变化，到阳动开霁之波平湛湛。山水景物，千态万状，尽在三十二句七言诗里了。又如《题画》一首，写
小小板桥斜路，深深茅屋人家。
竹屋夕阴似雨，桃源春暖多花。
以六言道出山里人家之恬淡与真淳。“小小”、“深深”迭音，竹屋、桃源交融，夕阴似雨，春暖多花，似有自然而然、清丽澄彻之味。另一类题画诗，如《题倪云林墨竹》，则常有睹物思人之意。诗中写“开元寺里长同宿，笠泽湖边每共过”，即言姚广孝与倪瓒往昔交往之情谊，淡泊而真挚。
至于怀古之作，亦常有以古之眼光，观照现世。如《春日过显忠墓》一首。姚广孝立于墓冢前，遥想古人昔时龙风姿，一时“四海服威怒”。然转瞬间，恍惚如梦，万物皆空，只叹
焉知大化中，天地同旅寓。
事业水上沤，功名草头露。
死生谅莫测，荣华何足顾?
对姚广孝来说，古人的经历与事业，譬如浪花卷过，江水浮影，流逝不返。而现实之功名与死生亦辗转如烟，缘去缘来，终在历史与自然里归于空净，终在永恒中归于消散。所以于功名、死生、荣华之执念，全可抛弃。这种超越的观照，既是禅佛之体悟，亦是内心旷达之流露。另外，如《淮安览古》、《过顺德城》等诗，皆如此类，寓古今融通之情致。
由是，拈出姚广孝诗之第二个特色，乃“兼采众家，不事拘狭”11，有唐宋及汉魏的风格。元代诗人，写诗常染纤之习，而姚广孝好学古人之道，作诗往往有拟古之迹，诗风清新雅淡，亦有高格。譬如“古淡岂易学，五字真吾师”，“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此一特色，与当时文人风气有关。
姚广孝既是通晓文艺、善长诗文的僧人，自然与文人交往颇多。元至正二十年（1360）至明洪武七年（1374），是北郭诗社结社的时期。于此十余年，姚广孝与社中灵魂人物高启最相投契，赠答尤多。高启是元明之际最出色的诗人。按照清人赵翼的说法，其诗“使事典切，琢句浑成，而神韵又极高秀，看来平易，而实则洗炼功深”。此即是说，高启作诗，有兼师众长，待其融于心而浑然自成的特色。而姚广孝亦“读古今圣贤书，研究道理，作为诗文，刻意追古”。两人彼此切磋，渐成相通之作诗、赏诗的标准与理念。譬如，高启以为作诗“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姚广孝未有此类言说，却循此躬行实践。所以，高启在为姚广孝《独庵集》作序时，言其爱广孝之诗，读之不厌，更赞其诗“浓淡迭显”、“圆转透彻”，“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可见得，广孝诗染当时之文风，通达古今，与文人切磋，彼此影响，渐成一派。
姚广孝诗之另—特色，即诗中有禅佛哲理。诗人写诗，常于现实之此岸世界，吟咏山水，抒情写意。而姚广孝既为禅僧，又作诗人，故诗有禅境，亦有对彼岸圆融世界之悟性。譬如“冥观了无法，何有寂与喧”，“竹云时驻影，桂露夕阑香”。
姚广孝曾作《绿洲曲》：
夕阳阁远树，春云散澄江。
不见荡舟人，空对白鸥双。
五言四句，写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语，却入禅味。禅宗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教义之一，故禅与诗的关系，譬如春与花，“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思与诗，融会通达而无滞碍。宋代严羽以禅喻诗，言“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诗禅一致，拈出“神韵”二字，以言透彻玲珑之境。诗境与禅境，并不全同，以禅喻诗亦非以禅说诗。诗之美，在于气物感人、吟咏情性，以自然之春风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欢离合、生活际遇，感发心灵。而禅之深，在彻见自性，于山色云林，平常生活中，参悟佛之诸法实相。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譬如禅之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胜。故禅味入诗，即是于心灵感发之中，了悟人生价值与宗教体验，以臻审美与圆融之境。
这首诗的开端：“夕阳阁远树”，此句所写之景象，开阔且绚丽，使人自觉地有一种远眺与醉心之感。“阁”是动态的间隔。夕阳底下，云蒸霞蔚，譬如红花映照、金线镶嵌，弥散于山林远树之间。白居易有“日出江花红胜火”，写旦明之景。此处则将日暮之瑰丽，幻化成人境之亭阁楼榭，于写景中加以造境，别致且有韵味。后一句继之以“春云散澄江”，遂使日暮绮丽之景，蓦地添了一分疏野与清淡。此句中之“云”，乃是诗人常用之字。然境之不同，意亦有别。佛之公案曾说，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本是讲未悟、初悟与彻悟的三个阶段。于“云”而言，亦应是见云是云。
然而参禅境界不同、观物方式之差异，使禅僧诗人在心境上视野上，对云之体悟有了不同的感受。姚广孝写“春云”，于视野而言，把春之青色着于白云。春云如碧，融于夕阳之曼妙，似可以江淹“日暮碧云合”称之。而就心境来说，云有逍遥闲适之意，亦有清寂孤高之味。姚广孝用一“散”字，却将悠然自得、心旷神怡之情致，活泼地显现出来了。云散于江水，而诗人之情思又散于浮云，水流云在，皆是澄澈、明静了。此一静虑的心境，正是禅者所修之“不住心”与“平常心”。平常心是道，乃是禅者常用之语。姚广孝于“春云散澄江”一句，不着一字，却尽得纯粹心灵的澹泊与宁静。
至于后两句“不见荡舟人，空对白鸥双”，则写近景。王国维标举境界，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由是观之，姚广孝“不见荡舟人，空对白鸥双”之句，似是入了无我之境，与纷繁外物皆无对立。小舟无人，白鸥双飞。诗人以超然之心立于空寂之景，似乎观物而忘我，融会物我合一之境。这与佛之事事无碍、万物融通的理趣颇为相近。姚广孝习禅之余，常游山水，亦于山水中体会佛理圆融之旨趣。又譬如，他曾写“五仗石边琴一曲，桃花三月鲤鱼飞”，人与境谐协，物与我俱融，乃天然妙合之景。
姚广孝另有一些明言佛理与禅机之作。譬如“禅翁指示人，又在第二义”，即言第一义不可说。禅宗以为最高的真谛，是任何话语皆无以表达的。若强说之，则会落入言筌。由是引申出类似“无言得真趣，何用觅玄音”此种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教义。禅宗所谓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实是取消了文字的权威性，取消文字于日常事理之中心性与导向性，而代之以本心之感悟。故以禅心观世，更为真淳与澄澈。
事实上，赏阅姚广孝诗文，至为重要的乃是以诗观人。世人议论广孝，常以异僧诋毁之。其中的原因大抵是他劝导且帮助燕王夺太祖嫡孙之位，既违背了佛法戒律，亦忤逆了儒家君臣之礼。然而观其终究不改僧相之举，则不能单以纯粹之功利心定论。由是，以其心中郁结之感性与知性矛盾去返观，仿佛恰当些。这种郁结使姚广孝在精神修养上，对宇宙、生命秉有一种圆融之理解。而另一面，在现实生活中，又使他对人世充满了实在而宽阔的真挚情感。
姚广孝曾作《杂诗八首》，其中一写孔子，一写秦始皇，可见出姚广孝对现实生活种种之历史感悟。孔子一篇云：
仲尼昔在鲁，里呼东家丘。
谁知百王师，圣德与天侔。
要令臣子惧，笔削成春秋。
遗经勤后来，一变乃从周。
秦始皇一篇云：
祖龙并六国，势大莫与争。
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
群经化灰烬，法令从吾行。
剧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
鸿鹄骤—举，四海如沸铛。
不逢赤帝子，天下谁能平。
其所谓“笔削成春秋”，实于思想的角度，言孔子经典作为后世之规范，有治国安民的效用，亦能构建一个颇有秩序的社会。而所谓“鸿鹄骤一举”，则表现了一种救世心态。秦汉之际，与姚广孝所处之元季乱世十分相似。他以赤帝子，也即刘邦为喻，则是期待一明君出世，平治天下，以救民于“剧政”之痛苦中。此即姚广孝心中对人世之关爱。姚广孝本是医家子，自是熟谙种种病痛人之苦难。为医者，救乡人于肉身顽疾之痛；为圣为贤者，则救世人于精神妄念之苦。姚广孝陷溺于此，成为一种在世的情感牵系。
姚广孝亦有《秋蝶》，极言这层耽溺之苦痛。诗云：
粉态凋残抱恨长，此心应是怯凄凉。
如何不管身憔悴，犹恋黄花雨后香。
这首诗乃是拟喻之作，以物拟人，以蝶之凋残喻心之凄凉，以虚拟之景象表现实之情意。诗之格调沉郁，有惆怅之幽思，实为姚广孝诗中少见之作。
姚广孝常怀耽溺之苦痛。前述所言，于姚广孝心底，有感性的、耽溺于世的一面。他牵系政治，欲以儒家之理想社会救人世之苦难，故其写诗，常有现实之感怀。且此种感怀，常是自信与积极的。譬如他写
悠悠范阳郡，蔚蔚娄桑村。
村民深居稠，鸡犬日相闻。
闾相具揖让，古来风俗淳。
或有桃花源中真淳之民风，或有盛唐诗人敞亮之精神。然此一《秋蝶》，却有淡然之阴霾，好像另一种声音，言理想未得之苦痛。
“粉态凋残”四字一起，即引人环顾四方，寻觅随风飘零之秋蝶。昔时春花之中，粉蝶妩媚多姿。值此秋寒，却无奈得凋零衰落。蝶之如此，不免使人甚感萧索与戚然。益以“抱恨长”，直言幽怨之郁结，更使人多一分哀怜之感。姚广孝以蝶之残态入景，由景入心。“此心应是怯凄凉”，以一“怯”字，极言胸怀之幽远。
广孝潜心习禅，亦怀人间事之理想及抱负。其理想及抱负，非一己之功名，乃是化众生为善，待佐明君，平治天下，救民于乱世之苦痛。然元季明初，政纲混乱，盗贼四起。虽有张土诚割据江南，偏安一方，后亦有朱元璋统一中原、建立明朝。然此二者，皆非姚广孝所理想之人物。故长久以来，他始终活在“机”之期待里。至遇见当时之燕王朱棣，姚广孝年近五旬。而至辅佐燕王成为一代永乐大帝，姚广孝则年近七旬，已是垂垂老矣。生命之流逝，于姚广孝而言，譬如钟摆往复于左右，成为—种永恒。而在此永恒与无限里，个体之生命譬如渺小之萤虫，被吞噬于时间之维。于是，一种惶恐之感，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在不少的诗作中，姚广孝往往以此自喻。譬如，那首《秋蝶》以蝶喻心。蝶之遇秋，譬如心之遇霜。蝶遇寒秋而“凋残”，心则在无尽之等待里“憔悴”。一种归宿难觅之感，一种“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之慨，乃是显然可见的。
不过，姚广孝之天性实是乐观的，亦有对理想执着追求之精神。故其曰“如何不管身憔悴，犹恋黄花雨后香”。蝶之形单影只，于时节之更替而言，乃是无可奈何的。然对雨后清香之向往，足以使它振翅而飞。人亦如是。虽人力薄弱，世事难料，时势亦难料，然人对理想之追求与向往，理想于人之魅力与吸引，足以使人驱散阴霾，执着以待。所以现实里，姚广孝持守半生，终是待到了实现理想之契机。洪武十五年（1382）以后，姚广孝随侍燕王朱棣，以期辅佐明君，为众生造一安泰之世。这首诗，抒写人世间之种种酸咸甘苦。于形式上，有古风之清新；于精神上，亦有儒士之气象，充满深挚的真情。
此外，知性使姚广孝有一种超然精神。他可以无心一己之利害得失，亦可以摈弃任何有目的之欲求。深岭之中，云松之间，可以栖心；昼夜交替，四时变化，皆是自然而然。对他而言，心存于此境，便也澄澈了，便也能够了悟应对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之法了。来与去，终与始，总是顺此因缘。就好象“声来本无始，声去宁有终”，而“禅翁已深悟，焉能动乎中。”姚广孝晚年曾作《少师真容自跋》。诗云：“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算作此种反省与自识。参禅使姚广孝秉有一种知性，去观照广袤无垠的宇宙，周而复始的生命。而儒家圣贤之学，则使姚广孝寄广博之爱于人世间。一种感性的、人世之爱，与另一种知性的、出世之悟，郁结心中，便全在一句“何者为悟道”里了。所以，姚广孝的生命里，始终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浓郁而澹泊、热烈而清冷的气息。
大体而言，姚广孝作诗，虽不及同辈高启之豪放清逸、沉郁幽远，却有古淡之雅，及“性空思玄，心寂语新”之味，且诗中亦有绰约含空之语，秀丽峻拔。透过诗文，又仿佛可见一种命运无形、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士内心底下，常有一种穷则独善其身的想法，这种想法或可作为慰藉，却无法抚平文士们欲功成名就之念，所以无望的挣扎，悲戚的生涯，往往不可避免。而姚广孝兼合儒、释之学，不必独善己身或化育众生，融儒于佛，借政治之途，去往理想之世。所以在禅心的体悟下，姚广孝虽有沉郁、漫长之等待，却少了文士们常有的哀戚之感，融宽阔、豁然之心于历史及自然，融政治之念于禅机。姚广孝功成后即退隐僧寺，有如汉留侯张良。然姚广孝之隐，非身隐于山林，而是身处俗世，心则隐于佛乘。姚广孝于佛、于儒皆有作为，在他心里，既有系民之热忱，亦有禅思之空寂，其入心之深，于世于史乃是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