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钓鱼岛问题上，我没有如同南海问题一样做过深入的研究，因此没有发言权。从中国提出的资料来看，中国对钓鱼岛的历史性主权似乎远远比南沙要坚实。我对于钓鱼岛的历史有几点疑问。写出来与有识之士一起探讨。
第一，中国何时开始对钓鱼岛有主权？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又是“自古以来”的。这样的表述我们自是可以一笑置之。中国方面对钓鱼岛最早的记载是在明朝的1403年的《顺风相送》，但这只是一本航道记载的书，本身没有说明任何主权关系。中国所提出最早的有主权意味的文字是1534年陈侃的《使琉球录》：
“八日出海口……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船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这一段话表明：
第一，中国对当时的钓鱼列岛已经非常熟悉。当然，琉球人对此也理应是相当熟悉的，因为“夷船”和陈侃的船走的是同一航道，仅仅是速度较慢。没有理由认为琉球人不知道那几个岛屿。
第二，“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表明到了古米山，才进入琉球国界。这句应当没有歧义。这也说明了在当时，钓鱼列岛并不属于琉球。
但是这是否说明当时钓鱼列岛属于中国呢？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文中，尽管否定了钓鱼岛属于琉球，但并没有钓鱼列岛属于中国的字眼。所以，在文中列出的钓鱼列岛的主权状态可能有三种，第一，属于中国，第二，属于其他国家，第三，是无主地。
中国方面认为“是”就必须承认，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假设：即沿途经过的土地，如果不属于琉球，就一定属于中国。这个假设是值得研究的。
中国的逻辑来自古书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在中国的意识中，甚至连琉球、渤泥等外国也是中国的领土。这不过是一种自大而已，即不符合实际，也不和现代国际法的概念所吻合。这种概念已经被现代历史地理学家，比如葛剑雄等批驳。
中国专家认为：“要说在作为”屏翰“的琉球与中国之间，突然冒出来如钓鱼岛等岛屿海域那么大一块两不管的真空地带，不啻痴人说梦。”（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
但问题是，这并非痴人说梦，而是一个现实。因为在中国和琉球之间还有隔着一个台湾岛。而当时台湾岛并不是中国的领土。
关于台湾岛何时成为中国领土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但是最为让学界接受的是，台湾岛第一次建立起汉人的政权是郑成功在1661年赶走荷兰人所建立的郑氏政权。台湾第一次正式并入中国版图是在1683年，施琅为大清攻下台湾。
中国大陆材料称中国更早就统治台湾的说法都不可靠。
在吴朝，卫温到夷州抢掠财产和人口的事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对台湾统治的开始。事实上这不过是吴朝对周边地区的一次侵略和抢劫。
设置于元代的澎湖巡检司被的人认为是对台湾统治的开始。但是台澎并称为台湾地区只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945年之后）的事。在历史上澎湖和台湾区分十分明显。把澎湖巡检司说成是治理台湾的机构不是望文生义就是一种故意的歪曲。更何况，在明代1384年实施海禁以后，澎湖巡检司已经被撤销，直到 1563年才被恢复。在1534年，陈侃出使琉球的时候，根本没有澎湖巡检司这一个设置。
反而有很多证据表明当时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证据可以参考台湾人写的《台湾自古以来不属于中国一文》。这里仅列一例。
雍正帝在关于台湾问题上说过： “台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考（指康熙皇帝）聖略神威，拓入版圖”（《大清世宗皇帝實錄》卷十）。
所以，在陈侃出使琉球的时候，位于中国和琉球之间的台湾就是一个无主地。因此，吴天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说法恰恰是错的。
在陈侃出使的路线上经过台湾（小琉球），既然台湾当时不是中国的领土，那么也没有理由确认在陈侃的《使琉球录》中关于钓鱼岛的文字并能够作为钓鱼岛当时属于中国的证据。
在陈侃之后还有几本提到钓鱼岛的书籍。它们在判定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和《使琉球录》所面临的困难都一样。
所以能够确认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年代应该再往后推。
第二，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的说服力有多大？
日本人林子平在18世纪末写成的《三国通览图说》经常被支持中国方的材料引用，以证明在当时钓鱼列岛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学者井上清也持同样意见。《三国通览图说》的一大特点是上色，这在古代东方地图中非常少见。而当中钓鱼岛和中国大陆都采用了红色。于是这就“证明”了钓鱼岛在当时是中国的一部分。
事实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说明的是，《三国通览图说》并不是日本官方的著作。林子平本人并不是日本的官员，而仅仅是一个日本学者与幕僚。他本人的意见完全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见。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也并不是在日本政府命令或支持下写的。不但日本政府不支持，这本书在日本当时还是禁书，这更加可以反映出日本政府对这本书的态度。所以以《三国通览图说》来论证日本政府当时的态度无疑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认为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是一份有历史价值的史料，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探讨。并非只有官方的材料才有历史证据的意义，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地理学著作，仍然可以作为当时人们如何看待各国历史疆界的一项证据。这在历史学中仍然是说得通的。当然，这就只能代表他本人的研究和认知。
可是，《三国通览图说》尽管上了色，但是在钓鱼岛归属中国的命题上，颜色却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三国通览图说》的着色是有问题的。
首先，按照现代的通常理解，在一张地图上，同色代表属于同一个国家，而不同色代表属于不同国家。但是在《三国通览图说》中，这个说法却不能成立，就在这张包括钓鱼岛的图中，还画有台湾。在林子平时代，台湾早就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了。但是台湾的着色是黄色，而不是和中国大陆以及钓鱼岛一样的红色。台湾的黄色反而与附近的琉球的颜色一致。在另外一幅图上，当时属于中国的库页岛涂上了黄色，也和中国大陆的红色相异，反而与地理位置接近的朝鲜一致。这种着色方法肯定会带来疑问。
如果在这本图册中，着色相同的是代表同一个国家，着色不同的代表不同国家。那么按照这种解释，钓鱼岛是中国的，台湾是琉球的，而库页岛是朝鲜的。后两点显然与事实不符。
中国专家和传媒一般回避这个问题，仅仅提到了钓鱼岛和中国大陆同色，而不提台湾和库页岛。少数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的中国材料是这样写的（引自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
“长期以来，在地图上要把所有的地区，按照海洋和陆地上的不同国属，只备四种颜色，是否能够满足使相邻的两个地区有不同颜色的要示，这本是拓扑学中所谓的 “四色问题”。而当年林子平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要把它所认为属于某国而又与该国大部分领土有别的地方加以区分，他没有采取在此地方着上较本国设色较浅颜色的办法，而是只用赤黄绿棕四种颜色。以满洲为例，他也许以其为清廷龙兴之地而与中国大部分领土稍有不同，而中国山东等省已用了赤色，毗邻的朝鲜已用黄色，于是选用了与不相连接的日本一样的绿色。这本是不成其问题的常理，而奥原敏雄氏却一再地节外生枝，肆意曲解”。
无可否认，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什么事都存在可能），但是却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吴天颖认为：“当年林子平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要把它所认为属于某国而又与该国大部分领土有别的地方加以区分”。这是不是林子平的本意？我没有从书上和图上看到林子平的解释。所以这仅仅是吴天颖自己的一种猜想。其次，它假设林子平仅仅有四种颜色可以用，又认为在这个场合下，颜色不够用了？而事实上，在含有钓鱼岛的图中，事实上仅仅用了三种颜色（红黄绿），连四种颜色都没有用完。最后，在含有钓鱼岛的图中，由于琉球和台湾在地理上接近，中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阻隔，而它们又被着上同一种色，所以很令人容易认为台湾是琉球的一部分。
所以，最大的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林子平的着色是随意的，并不带有国别意味。第二种可能林子平的着色确实有着自己对国别的看法，但是林子平对国界的认知是有疑问的，至少在台湾属于琉球方面与一般的常识相悖。无论哪种可能，都降低了《三国通览图说》作为对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证据价值。
综上所述，《三国通览图说》并不是一份日本的官方材料，也不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所赞成，不代表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而即便作为一份民间的地理材料，林子平尽管在地图上着色，但是其着色混乱，意义不明确，以及与常识相违背。这大大地降低了这本书在证明“当时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个命题上的价值。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