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其实是党化教育
香港特区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课程，惹来学生与家长乃至泛社会的强烈反弹。这套由香港土共主导编写的课程教科书塞进了一堆洗脑式谎言和谰言，竟称西方民主宪政是“政党恶斗，人民当灾”，又盛赞中共是“进步、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这和大陆狼奶式灌输如出一辙。如此精神垃圾，连国内网民也嗤之以鼻，遑论在教育程度高、公民社会成熟、资讯自由的国际大都市香港。
对比之下，英治时期的公民课和这套“国民教育”教科书实有云泥之别，而这恰恰是中共立心洗涤香港公民意识的原因。自九七回归，中共就挖空心思强化对港人的洗脑，漂白已深植人心的普世价值，哪怕成年这辈人一时间难以“改造世界观”，也要攻克香港下一代的心灵，全力灌输爱国至上的臣民意识，所谓“国民教育”说穿了就是“党化教育”。
公民与臣民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公民思想独立、人格独立、有社会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而臣民则是人格依附、没有公共参与和责任感的专制社会的产物。在过去的帝制时代只有臣民，第一次有公民概念，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当时严复提出要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只有具备智识、力量、道德，才能实行自治、享有自由，这就是公民的雏形。清末郑应观的《盛世危言》也提出社会教育的思想，他指出：第一，西方的报纸让国民了解天下事，各种问题在报纸公开讨论，这就是对人民的教育；第二，新闻媒体是人民表达意见最重要的场所，也是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地方；第三，不让人民办报议政，国家政治就不能除弊兴利。
在文明大潮的裹挟下，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兴西学、办新式学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内容，由此培育出来的一批新人，注定要成为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公民教育运动
中华民国建立，就正式提出公民教育的概念，因为清末修身课里“忠君、尊孔、奉公、尚武、尚实”的内容，与新学仍有距离，于是在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增加了“公民须知”和“法制大全”两项内容。其后在山西太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提出“公民教材案”，开始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到了一九二三年，公民课正式代替了“修身课”，这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把公民课纳入中小学课程。当时各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中华民国开展了蔚为壮观的公民教育运动。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期结束，开始“训政”期，并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一九二九年四月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要把公民课和三民主义课合并，称之为“党义课”。把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图腾化神圣化，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斯大林、希特拉、墨索里尼都是这样做的。人民追随所谓“进步、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就不需要独立思考，只做忠顺子民和工具就够了。所以当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此坚决抵制。胡适当时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这所学校坚决不挂国民党党旗，不搞“孙（中山）总理纪念周”的活动。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尖锐抨击党化教育，他认为现代公民要独立自信，而这种人格的养成，要对智识有好奇心，这才能对各种问题有独立研究，思考得出的结果才是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和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和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和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似。”
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大学者任鸿隽也毫不含糊地批评：“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正因为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抵制，未几国民党政府就恢复了公民课。说来真是讽刺，正是因为国民党的建党方式很大程度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的，包括要搞党化教育，也是同源同流，但国民党政府毕竟没有取消公民教育。李慎之在一九九九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回忆三十年代读初中时就从公民课学到，什么是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公民和过去称之为“老百姓”的传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等等。
中共坚持专制政体不要公民教育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上提到“提高公民意识”，但这和他刚执政时提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一样，都是叶公好龙，并没有打算真去履行，或者说是中共这台专制机器根本无法去依法和依宪治国。但“提高公民意识”这个提法，下面有人当真。以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为首的一百多名学者和中小学教师集思广益，耗时三年，编写了八册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很多内容与普世价值接轨，有公民道德、公民责任、公民价值观，比如道德范畴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价值观范畴有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公民知识范畴有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权利和义务等；公民素养范畴有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等。其中“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税收”；“新闻舆论的力量”；“维护公正”；“走近民主”等教育内容，对一贯只接受臣民灌输的中国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套教材二○一○年在几间小学刚试用，很快叫停，然后被禁，出版社停止发行，已发行的勒令收回。这揭示了一条定律，中共要坚持这个专制政体，就不能依法依宪治国，同样就不能要公民教育，只有臣民社会才是专制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
然而中共的官僚阶层和香港的高官有一点却十分雷同，就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接受精神污染式的狼奶教育，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送到“政党恶斗，人民当灾”的西方接受教育，诚然那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而是认为那才是一种上流的贵族式教育。个中奥妙，薄瓜瓜早在被捧为“中华杰出青年”时已一语道破，他直言自己不喜欢国内的教育。何止他不喜欢，满朝权贵谁个喜欢自己的金枝玉叶接受愚民式的洗脑，那只是为屁民度身订制，而且非要让屁民领受党化灌输不可。这真是对“进步、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的绝妙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