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文件可知，当时“红卫兵”的“打、砸、抢”受警察公开保护，这是文革中红卫兵敢于大肆打砸抢的第一个原因。实际上，红卫兵的抄家除了一少部分是红卫兵们自发地寻找对象外，多数是在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的引导下发生的。
当年能够“打、砸、抢”的主要是后来称为老“红卫兵”的，基本上是“高干子弟”。当年1966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秘密文件，一般人民群众都不知道。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下决心要开始进行文化革命。于是那些消息灵通的高干学生组织了“红卫兵”，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从6月初就在学校里出现了斗老师的现象。高于子女的优越感，也许是文革中红卫兵敢于大肆打砸抢的第二个原因。
舆论导向是破四旧迅速发展扩大的重要因素，也是文革中红卫兵敢于大肆打砸抢的第三个原因。从《十六条》提出破四旧，倡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红卫兵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显而易见是要把这些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推向邪恶。到了破四旧、打人以至打死人最为猖獗的8月底，《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其煽动性极大。其中说到：“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直到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舆论对红卫兵那种吹捧和狂热达到了何种地步，主导社会的成年人要把红卫兵们引向何处。其中写道：
“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继续报导横扫所谓“四旧”的狂潮在全国广泛展开。红卫兵小将们砸文物、挖坟墓、毁古迹、焼古籍、焚名著、抄没财物、强占私房、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对“牛鬼蛇神”打骂、凌辱、抄家，轰出城市，甚至妄杀无辜，致人非命。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是支持大字报，并且自已亲自写大字报。二是利用年轻幼稚的红卫兵，8月1日亲自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几十万名红卫兵，而且把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请到天安门上去，称“我支持你们”。有伟大领袖的支持，是文革中红卫兵敢于大肆打砸抢最主要的原因。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武嘛！”，“人民日报”的鼓动，“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使得年青幼稚的红卫兵忘乎所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66年8月13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8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指出：“主要问题是各地对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北京太文明了”。“现在不要干涉，……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我认为，是毛泽东充分利用青少年的幼稚无知、狂热崇拜，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才是文革中红卫兵大肆打砸抢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