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对于大大小小的非自然死亡人数进行掩盖和篡改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不论是大规模的灾难比如2008年四川大地震那样死亡87000人的，或者相对较小规模比如天津商场起火，官方说死亡10人的。不论是萨斯传播，还是温州动车相撞事故，都是如此。在中国，灾难总是被掩盖，人们对死亡数字总是怀着深深的疑虑。《时代》杂志报导7月26日说，中共死亡数字造假是一个实行了几十年的精心演练的机器。“为什么我们总是玩统计数字的游戏？”
文章说，在周四晚上，政府宣布北京周末洪水当中有77人死亡，并列举了61名平民和5名官员的名字。这是在人们广泛质疑早先的死亡数字37人之后公布的。“为什么我们总是玩统计数字的游戏？”小说家徐凯真在新浪微博中写道。“宣布正确的死亡数字是负责任和有道德的表现。”
甚至是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也唿吁更大的开放。周四它的社论题目是“死亡数字不是敏感话题”，哀叹公民仍然在质疑官方数字。文章说，“只有当你拥有‘开放’和‘及时’，更快速的救援和更好的信息质量的时候，你才能把人民放在首位并对死亡数字‘去敏感化’。”
北京政府誓言对于数字要更加开放。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潘安军列举了几个统计，从房市地区降雨量541毫米到损失18亿美元到160万居民受到影响。但是他就是不提供新的死亡数据。根据长江日报报导，CCTV记者说她看到官员的讲话稿，上面列出死亡数字是61个，但是发言人拒绝回答她的问题。
长江日报的故事之后被从网站上删掉。在微博上，网民们抱怨洪水有关的发帖统统失踪。周四晚上，新浪微博的搜索功能似乎瘫痪了，用户只能搜索帐号而不能搜索内容。最显着的是，本周南方周末至少四个版面的洪水报导被审查员封杀。
“共产党国家过滤任何非自然死亡报导”
有关灾难和死亡数字的敏感性自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存在了。香港大学历史学教授迪克特（FrankDikotter）说。“共产党国家过滤任何非自然死亡报导—自杀，事故，饥荒—因为那些体现了政权整体上的健康状况。”迪克特着有“毛泽东的大饥荒”，这本书检视了1958-62年间大跃进的饥荒饿死4500万人。“当涉及非自然死亡的时候，比如洪水和地震，这些数字都极度敏感因此也不可靠。”
文章说，篡改数字的经历已经让许多中国人对官方统计心存疑虑。特别是当涉及到人命的时候。在萨斯爆发期间，大陆中共官员迟迟不肯告诉外界这一神秘的疾病，因此加速了全球的传播。当病例出现在北京的时候，政府说他们处于控制之下，即使疾病正在迅速蔓延到各家医院。直到一名医生大声踢爆，外界才知道病例数目是政府宣称的好几倍.
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对于死亡人数没有太多争论。但是学校里儿童死亡人数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政府长期以来拒绝透露数字，艺术家艾未未帮助组织编纂了5196个死亡儿童的名单。2008年五一二地震发生将近一年之后，政府发布官方统计5335名学生死亡。如果不是自愿者的压力，官方不太可能这么做。但是他们的努力付出沉重代价。编纂死亡人数名单的谭作人被判刑五年。艾未未被警察殴打头部，后来不得不做了颅脑手术并发现脑出血。
同样的，天安门母亲也编纂了大屠杀当中的203名受害人名单。但是这个组织遭到当局骚扰和被拘禁。五月份，其中一名成员，73岁的轧伟林自杀，他说对于儿子的死无法获得昭雪而感到绝望。“这些组织试图统计地震当中失踪儿童的数字或者天安门屠杀当中死亡的数字，他们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们得到的是审查和监禁。很难找到这些信息。他们如此敏感。”迪克特说。
志愿者们发动对死亡人数的调查
作为对北京洪水的回应，志愿者们自己发动对死亡人数的调查。网上贴出的一份电子表格列举了26个死亡者名字和两个失踪者名字。“官员热衷于发布多少房屋损害的数字，但是人们要问，‘如果你如此迅速的讲出多少动物死亡，那人呢？’”芝加哥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说。
中共死亡数字造假几十年精心演练的机器
迪克特说从规模上说，最近的灾难无法跟毛泽东时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相比。但是尽管誓言开放，官员收紧信息控制的本能还保持着。“这是一个实行了几十年的精心演练的机器。”他说。“它不由自主的就是要控制信息。这是它的默认模式。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是那么令人震惊的信息，它还是要那么做。就像你早上起来要刷牙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