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大忍唐贤辉
1931年元月6日，唐贤辉出生于四川金堂县隆盛乡大桥村的书香世家唐家院。祖父唐祖永，清末贡生、会元，入学国子监。民国初年，唐家五世同堂，有土地500余亩，唐祖永聘请一个秀才任家教，让族中子女个个读书。父亲唐重俭，又名唐慎怀，毕业于成都成华联中，18岁被推举为保正（保长），20岁任联保主任（乡长），22岁任金堂县第八区区长、县督学（县教育长）、第四区督征员及县参议员等职，同时兼任哥老会三山总舵把子。三山指隆盛乡的唐姓、邓姓、陈姓三个山头。哥老会因推动辛亥革命有功，维持地方治安有力，民国政府曾予以嘉奖，其总舵把子皆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
大伯唐重介，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第六期炮兵专业毕业，为杨森部队新锐，抗日战争期间任职南京江阴，与陈毅联合抗日，诗词酬唱，合影赠照。三叔唐重黔，毕业于成都私立成公中学，去南京就读黄埔军校，途中因水土不适，感染伤寒死亡，时年19岁。四叔唐重责，毕业于重庆工业专科学校，曾经营实业，结婚后留在家乡，出任隆盛乡长。大姑唐伯贤，出嫁金堂淮口名门肖家，姑父肖季良系刘湘部营长。二姑唐慧云，成都艺专毕业，曾在金堂广兴、土桥等地任教。二姑父周愚溪，出生于金堂土桥，毕业于川康农工学院，曾任土桥小学校长、金堂县银行行长、金堂县国大代表、四川省银行董事会秘书长，1950年进入成都革大学习，结业后留用于解放军驻金堂部队政治部。
1950年年初，19岁的唐贤辉拿到成都中华女中的高中毕业证。领取文凭时，她向五星红旗深深敬礼，立志为新政权奉献自己的知识和青春。然而新政权却对唐家院拒之千里，各种运动不断打上门来，征粮要款要批斗。春节还没过完，全家就不得不到外祖母家躲难。家里的粮食、财产全部上交乡政府，分给农民，仍然不能过关。
三月，父亲唐重俭被通知去竹篙区上“学习班”。起初几天，学习班领导态度友善，竭诚欢迎各位乡绅对人民政府交心。四月初，又被通知去县上的“学习”，一去就被关进死牢。1950年12月10日，是唐贤辉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她亲眼目睹了儒雅善良的父亲被三枪二刀处决，罪名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反革命罪、恶霸罪”。此时，一个19岁的文弱女学生唐贤辉，却在众多荷枪实弹军警民兵的虎视眈眈下，将尚有余温的父亲尸体从刑场抢背到家里。
1951年正月，唐贤辉去中江县永兴二姨姑家，求永兴小学校长肖远云推荐考教师。她优异成绩，名列榜首，但区长董念台听说是金堂大地主唐慎怀的女儿，不予录取。唐贤辉没有憎恨抱怨区长，而对肖校长和董区长诚恳地说：我出身复杂，应该接受更艰苦的锻炼和考验。三月，永兴小学组织宣传队，宣传大生产运动和婚姻法，肖远云介绍唐贤辉参加宣传队，出演《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刘胡兰》中的刘胡兰、《王秀鸾》中的王秀鸾。她的表演逼真，不少观众潸然落泪。巡回演出结束，董区长见唐贤辉色艺双佳，不断约她谈话，暗示只要顺从领导，口头批判地主家庭，批判父亲的恶霸罪行，就可以出来工作。唐贤辉百依百顺，如愿以偿的董区长问她，愿当教师还是参加县文工团，她流着眼泪选择了前者，她要发扬父亲教育兴乡的遗愿。九月，唐贤辉终于到永兴小学当上义务教师（试用教师）。
1952年初，唐贤辉转正，调到中江县柴山小学任教。暑假期间，她奉命参加遂宁地区第二期教师思想改造班。小组群起围攻她，逼其交待读中华女中时是否参加了蒋经国的青年党。没日没夜的车轮战，实在受不了，只好要什么说什么，可是越说越说不清，一会儿承认是青年党的成员，一会儿说父亲是反共救国军的宣传员。一天晚上，精神恍惚的唐贤辉哭着从三楼跑下去，徘徊在场子中一口古井旁，准备跳井自杀。住在二楼的吉姓秘书（川北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者）听到哭声，叫通迅员把她救回来，开导说：这是思想改造运动，自己上纲重一点没关系，批判一下自己的认识就过关了，并亲自给她起草发言提纲，让其在遂宁地区八县一市教师集中学习大会上发言。唐贤辉依计而行，从批判家庭剥削，到承认父亲参加了反共救国军，是反动宣传员，自己给自己加上一顶顶莫须有的罪名。她没有想到，到头来她这个“深刻改造的典型”只是帮助吉秘书升了官，至于她自己，虽然暂时过了思想改造关，却为以后肃反、反右、四清运动、文化革命系列运动中被反复批斗折磨种下祸根。
1955年，二十四岁的唐贤辉开始考虑成家要孩子，这时她认识了从安岳师范学校毕业分来的青年教师吴应忠。这年寒假，老师集中参加肃反学习，思想改造运动中作为权宜之计胡乱认下的罪（吉秘书对她的诱供），此时成为对她的历史进行大规模内查外调的原因。唐贤辉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早晚睡觉都有人监视。有一天，吴应忠偷偷安慰她，说外调人员去她的母校调查，当年的班主任张淡清说她是个好学生，只喜欢文体活动，没有参与其他政治活动，更没有参加青年党。此时唐贤辉发现，这个自己对他完全没有感觉的男人，他对自己却是有情意的。吴出身贫农，政治上安全可靠。1957年5月4日，唐吴完婚。
1957年寒假，全县教师集中县上参加整风学习，由县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运动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动群众，大字报、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第二阶段是大辩论、大批判；第三阶段是解决敌我矛盾、抓右派，如镇反一样，上面按比例分指标到学校；第四阶段是人民内部矛盾整改。丈夫出身贫农，是运动的依靠对象，唐贤辉比一些夫妇双料反属要轻松一些，加上她已有吉秘书诱供的经验，坚决不相信“言者无罪”的诱惑。不管领导怎样鼓励，她都始终不给党提意见，而是大唱党一切皆英明伟大。然而反右一开始，领导就内定她为右派。可是她毕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最终把她办成内控右派，未成正式右派。唐贤辉为此暗暗庆幸，一个杀关管的子女未能成为右派，这在当时是一个远近惊异的奇迹。
1958年大跃进，县里搞暑假集中学习，对不够右派的唐贤辉进行重点批判，名曰“拔白旗”，要她“向党交心，要十成”，要她“抢西瓜丢芝麻”，“思想暴露得越多越可受到表扬”。有了吉秘书诱供的经历，什么样的运动盛宴她都知道如何对付。无论是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大办食堂，大办钢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下乡参加劳动，任何情况下，即使处于饿死的边缘，她都始终高唱“人民公社好”。
1958年5月3日，大儿子吴克勤出生。由于唐贤辉在反右、拔白旗中多次病倒，怀孕期间吃了不少药，孩子出生后竟是哑巴（一直到27岁病逝，一生没说过一句话，最后几年更是卧床不起）。唐贤辉对哑巴儿子倾注了全部的母爱，与对其他三个儿女一样悉心照料，付出数不清的辛劳和泪水。当丈夫不许哑巴儿子上桌吃饭时，她就默默与他在小桌上同吃，许多时候是一口一口喂哑巴儿。在她心中，哑巴儿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见证了反右、拔白旗的惨无人道。1985年哑巴儿病逝时，唐贤辉痛断肝肠，心力憔悴，积郁成疾，乳腺癌上又患了肺癌。
1964年四清运动，工作组说唐贤辉属于“四不佳人员”，每天开会冲击、批判她。唐贤辉请孤老太周婆婆带孩子（二子吴克俭，1962年12月28日出生），这个周婆婆常给她死去的男人烧纸钱。热天晒床谷草时，有人发现其床下有冥纸钱两张，立即举报。学校四清小组马上开批判会，说唐贤辉宣扬封建迷信，为封建王朝招魂，为反革命父亲招魂。周婆婆出来作证那冥纸钱是她的，工作组不听，反而动员周婆婆反戈一击。
按照当地风俗，唐贤辉为二儿子拜一个村会计邓云山为保保，工作组批判她拉拢腐蚀革命群众。年底女儿出世，她为女儿取名四清，借以向党表忠心。四清期间，唐贤辉终日以泪洗面，胡乱吃药，导致女儿生来即带先天性心脏病。三个孩子有两个因运动压力造成残疾，这让唐贤辉终身内疚不已。
1966年8月14日，唐贤辉最小的儿子念念（吴学军）问世。起名念念，有两个寓意：表面是响应党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暗寓她念念不忘家族历史真相。10月大串连开始，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来到学校串连，唐贤辉静心忍性，坚决当逍遥派。领导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任何人都不能回避”，她才勉强参加了学校的保皇派组织先锋战斗队，帮助写标语，抄大字报。几天后，因出身黑五类遭到批判，禁止参加各种战斗队。“停课闹革命”开始，多数班级上不了课，唐贤辉教的班还坚持按时上课，结果又受到批判，说她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甚至是“收买人心”。唐贤辉抱着刚满月的念念接受批斗，打倒她的口号声一响，她就紧抱念念，让儿子的哭声压倒批斗声。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唐贤辉又在劫难逃，成为“三种人”，炮轰她的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将其定罪为反共救国军的特务、青年党骨干、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等等。学校组织批斗、围攻，搞车轮战，要她承认这些罪名，不承认就罚跪、团汤圆、架飞机，不准休息，不准睡觉，只能站和跪，搞了七天七夜。大儿子哑巴吴克勤也一起赔跪。工作组指着十岁的哑巴说，这孩子也很不老实，拒不认错，一声不吭，体力还好得很，还要继续升级斗！这样没完没了地折磨，逼得唐贤辉只好将哑吧儿放在家里，带来刚刚几个月的念念陪斗。念念心有灵犀，一听他们批判就大声哭闹，一定程度上为妈妈解了围。
这次运动一开始，唐贤辉的家就被抄搜。她保留的一张解放初的全家照被当成是反革命的新罪证，她保留的一把象牙折叠扇也成了新罪证，使她成为重点批斗对象。这把扇是二姑爷1948年去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时给她买的礼物，价值不菲，被抄走，运动后期也无人退还。
1972年，因为林彪事件，政治有所松动，中江县组织部给唐贤辉当时所在的来凤小学领导下文件，称：“原中江县兴发小学教师唐贤辉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历史清楚。”她含泪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至此，长达20年的“青年党嫌疑”被划上句号。唐贤辉工作更加任劳任怨，经常给留校补课的学生买饭菜，上门捐助生病的穷学生，许多学生家长感动得热泪盈眶。1973年以后，唐贤辉年年被评为县、区、乡先进教师，1979年从县级模范升级为地市级模范——内江地区八县一市模范教师。这一年，全国地富反坏右开始摘帽平反，有人建议她为父申冤，要求平反，唐贤辉想了想决定还是继续忍耐。
1980年3月，唐贤辉被评为内江地区优秀妇女代表，出席县妇代会，选为主席团成员，暑假参加内江地区组织的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观光团外出旅游。此后，唐贤辉还被选为安岳县第七、第八届县人民代表。这期间，她创造性地进行小学低年级教学改革创新，其《从农村学生实际出发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一文收入内江地区教学经验选集一书，她热心帮助贫困学生入学的事迹上了报纸、电视。
1984年，儿子念念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高分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儿子要进京读书了，从家到汽车站，长长的五里路，洒满了唐贤辉悲喜交集的泪水，儿子也抱着妈妈放声痛哭。
1985年，54岁的唐贤辉因病提前一年退休，从事小学教育整整35年，其中有22年戴着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1986年7月1日下午，念念打电话告诉母亲，今天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刚刚举行入党宣誓，唐贤辉惊喜得目瞪口呆，比听到儿子高考当了状元还要高兴——儿子入了党，儿子就彻底安全了！她上街买了一瓶二锅头，连喝两大口——自从父亲被冤杀，35年来她从不碰酒，即使是结婚时，也拒绝了喜酒。可是今天不同，念念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可以不用为最心爱的儿子忧虑了。“念念安全了！全家安全了！”她一遍又一遍狂喊，最后醉倒在床上。
1989年，唐贤辉从电视上和念念的电话中知道了六四的枪声，她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贸然提出为父亲平反。六四的枪声告诉她，在她有生的之年是看不到为父亲平反了。
1994年4月，念念带母亲到北京游览了人民大会堂，品尝了钓鱼台国宾馆的国宴，住了五星级酒店，吃了山珍海味，最后她还平静地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对于这个给她一家带来无数冤痛的人，她没有复仇的心态。她觉得，毛泽东可能有一种喜欢胡乱实验的病态，也许其目标真的很伟大，但却偏离实际。以暴易暴，唐贤辉坚决反对。她绕着毛泽东遗体转了几圈，非常奇怪，从外貌看，毛泽东确实是一个身材魁悟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就不愿当天下人的共主，而只愿成为一个阶级的领袖？唐贤辉认为是“敌人”和“复仇”这两个邪念使毛泽东犯了崇拜阶级斗争的错误。
2000年9月，身在海口休养的唐贤辉深感肺癌已到最后时刻。犹豫多日，唐贤辉终于打破五十年的沉默与隐瞒，向儿子吴学军讲出了自己家族蒙受的奇冤。她拿出父亲唐重俭那张已泛黄发白的肖像，凝视许久，问儿子学军：“念念，你知道这照片是谁？”吴学军奇怪地答道：“妈，你不是多次说过这是你二叔？”唐贤辉双手捧起儿子的脸，热泪盈眶：“他不是二叔，是你外公，是我爸爸！妈对不起你，骗了你几十年！如若不说是二叔，这张照片就留不到今天！”唐贤辉泪如泉涌，第一次向儿子讲述了父亲被枪杀的真相和家族蒙受的奇冤：
“赴刑场那天，你外公衣冠整齐，昂首挺胸，从容不迫，面带微笑，若无其事，好像是赴宴会或出门远行。看到我和贤俊、贤义、贤斌四兄妹，他嘴唇轻轻蠕动，似乎在默诵‘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他脸上毫无怨恨，也没有喊抗议口号。被关以前，你外公就告诉我，他没有错，只是时代变了，需要一些替罪羊。中国的传统，以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却进化为一朝天子一朝民，新朝要大开杀戒，以血洗国，威慑新民。这没有什么，如果此举真能安邦治国，我甘愿做此牺牲。人终有一死，历史将重评这一事件。你外公这样平心静气，大彻大悟，从容不迫，让那些刽子手也放心了，他们没有捆绑他，唯独他没有捆绑，而是让他如走进学校讲课一样，信步走向刺刀。在最后一刻，他深深回望了我一眼，充满了无限依恋与嘱托。
“枪响了，一声又一声！刀光闪了，一次又一次！鲜血飞溅，一柱又一柱！你外公倒下了，我的四叔倒下了，一瞬间我永远失去了两个亲人！一阵天旋地转后，我忽然镇定自若，心里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学着你外公的模样，从容地一步一步走到你外公身边，拨开热血，背起慢慢冰冷的尸体，学着他的声调，喃喃念诵‘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一路走向家里。当时区武装队都呆了，乡亲们流着泪给我让道。我万分悲痛地将你外公的遗体背回老家，掩埋在后山。说来奇怪，你外公的坟墓现在也一直保持完好，大跃进时多数坟山都被开垦种粮，唯有他的坟墓保留完好。
“我在刑场抢父尸，当然受到了报复。全家五口人，母亲被关押挨打，大弟也关在乡上，二弟八岁，小妹两岁，家中却没有一粒粮食了。为求生存，我用旧布做鞋，上街卖了换粮，两个弟妹帮人推磨、看牛，每天吃点麦麸、粗面。我和一些地主子女一起，由乡武装队带领，白天集中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受训。在给农民车水、割麦子时，我尽量喝稀饭，省下两个面馍带回家给母亲和弟妹。白天劳累精疲力尽，晚上还要受武装队流氓的折磨，逼我交出金银，经常打得遍体鳞伤。天气变暖，我就脱衣服卖，先卖棉衣，后卖单衣，就这样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
唐贤辉提到“武装队流氓的折磨时”语焉不详，后来唐贤辉的大弟弟唐贤佐回忆说：“父亲被镇压后，我们家成了重点管制对象，母亲受的刑罚难以想像，吊打是常事，一次站在板凳上，头项挂石头，举手弯腰，突然将凳子一掀，她就从凳子上摔下来，右边脸摔烂，肿得不像人样。他们还用海椒熏她，泼大粪在她身上，又灌大粪到她嘴里，更甚者，还把父亲的坟挖开，揭开棺材盖，将母亲的头按在棺材里面。与此同时，更是丧心病狂地折磨姐姐（唐贤辉），在姐姐乳头上吊石块，手段之残忍下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唐贤辉，一个芳龄19岁的未婚少女，竟以在其乳头上吊石块的手段折磨她，真是旷世未闻！就在流氓们在她乳头上吊石块的那一刻，她心中的男女之爱永远熄灭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唐贤辉立志隐忍苟活，要结婚，要生下儿子，要让儿子将来为她传承这一切真相。
关于父亲被杀时的刑场细节和后来家庭遭受的株连，唐贤佐另有记忆：
“父亲被枪决那天，阴沉沉的没有太阳。被公审者共8人，四叔（唐重责）也在其中，时年35岁。贤俊哥，姐姐（唐贤辉），贤义，贤斌（四叔的3岁儿子）四人亲临刑场。姐姐指点着告诉贤斌，谁是二爸（唐重俭）谁是四爸（唐重责）。父亲望着亲人，神态自若，面带微笑，摇头示意姐姐不要指点。四爸一直低着头，整个过程父亲一直镇定自若。父亲身上共挨三枪，两刺刀，头上一枪，眼睛被打掉，身上两枪、两刺刀。四爸三枪，头上洞不大，身上两枪。这一伤心事大人谁都不愿复述，这一惨状是贤义告诉我的。当时我被关押在乡政府，刚15岁。
“隆盛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连杀三批‘恶霸’，一次8人，二次21人，三次13人，除第一批外，用开花子弹射击犯人，人人脑壳开花。临近春节时（1951年），又把全区所有地主集中在竹篙，以乡为单位，由各村农民代表看押，地主没有人身自由，农民代表可随意吊打地主，哀嚎告饶之声此起彼伏，真是人间地狱。
“1951年正月十六，我给二娘（母亲）送口粮时，隆盛春华村一个叫马兴发的农民代表说，这是大地主唐慎怀的儿子，把他吊起来！我被吊起，之痛难于言表。在一次全区关押地主大会上，竹篙地主雷烈的妻子（雷当过乡长，被杀）和儿子雷鸣（我小学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又被拉着脚来回拖着走，身上流着血，惨叫不绝。还有唐渭俟，我们同一个高祖，常被吊打拷问金条之事。由于长期被拷打，两只手连碗筷也不能拿，大小便不能脱穿裤子。每天喂饭，大小便穿脱裤子擦屁股，都是我给他做，身上虱子一串连串到处都在爬。
“关押我们的地方是两间屋，外屋睡觉，里屋大小便。一天天刚微亮，我进里屋小便，突然发现楼顶上吊着一个人，把我吓得大叫起来。看押的武装队长进屋一看，是唐渭俟，叫我抱着把他放下来。当时已气绝，但有余温，武装立即把尸体拖在大门外草坪，用一破席盖住。一些不知事的孩子拿着石子往尸体上扔，说打恶霸地主。隆盛区委书记陈生亮还假腥腥地骂扔石子的孩子，说你们把他头脸打破了，还以为是我们打死的。
“在我们关押期间，张宏群被拷打致死，一吴姓酱园老板上吊身亡。唐渭俟家的受刑不过，割喉身亡，贤梅姐（渭俟之女）跳河自杀未遂。九村的胡光，16岁，初中三年级，其父因当过副乡长，被杀，其母亲上吊而死，他被逼跳井自杀未遂（57年又划成右派）。直到1951年农历五月初五，运动告一段落，才把我们放回家。我们一家四口生活无着（姐姐唐贤辉已去中江），母亲就去向以前受过父亲恩惠和救助的人家乞讨，每次都满载而归，一些老佃户也偷偷送些粮食来。
“1952年农历三月土改结束，我们被指令暂住在坡上。按政策没收五大财产（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家具），我们应分一份生产工具和家具，但我们没有，带着烂锅破床上坡，三间破烂不堪的草房。坐东向西，北面的墙向外倾斜都快倒了，搬上坡的第四天晚上天降大雨，屋漏得没法住，一家四口只好躲在门柜下面。
“姐姐（唐贤辉）从1952年五月起，每月从18元微薄的工资中给家里3元钱，姐的恩情我们永世难忘。姐从53年到56年春节都在家过，劫后余生一家团聚。每年春节姐回家，都协助乡政府搞文娱宣传活动，返校时乡政府给她的假期活动鉴定评价都很好。1956年她的工资从22元涨到36元，并补发了几月工资，她就给我们买了一匹布（十丈五尺），一个陶瓷脸盆，每人做一身新衣服——从1951年冬我就穿着父亲临刑时的血棉衣，上面有两个枪眼两个刺刀洞，母亲洗掉血补上洞，这件棉衣我整整穿了6年，到这时我才换上新棉衣。
“父亲和四叔被杀几天后，47岁的大伯唐重介又于1951年正月被以反革命罪镇压于金堂竹篙，同时被枪决的还有37岁的二姑父周愚溪，因其曾任金堂县国大代表，被定为反革命。大伯唐重介和二姑父周愚溪，皆被开花子弹将脑袋打得稀烂。唐重介被冤杀几天后，陈毅写信证明他是革命盟友，但为时已晚。办案者怕追查责任，将其与陈毅的合影照全部烧毁，拒不平反。二姑父周愚溪案5年后被承认‘实属误杀’。后来让其子周隆器当上县政协委员、常委，两届成都市人民代表，担任金堂中学副校长。”
唐家一门四冤的往事，第一次为儿子念念所知晓。唐贤辉叮嘱儿子：唐家没有敌人，唐家没有仇恨，唐家只为历史保存记忆，保存记忆只为避免前车之鉴！
2001年1月10晚8点，唐贤辉以死不瞑目的姿势停止了70年的心跳。逝前她告诉儿子，你一定能看到外公平反的那一天。她相信，既然她自己的历史问题可以澄清，父亲和家族之冤一定也可以昭雪。需要的是时间！连苏联都可以解体，什么奇迹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