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在饥荒中死亡。新华社退休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4年前出版了《墓碑》一书，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如今，这本书的德译版面世。
大跃进的荒唐
杨继绳本人对那场饥荒记忆犹新。1959年，青年时代的他见证了他的父亲因饥饿而去世，成为了大跃进的牺牲品。杨继绳说：“我在中学里，正在办墙报，歌颂大跃进。我们村里的小朋友找我说，‘你父亲不行了’。”
杨继绳的父亲最终没能挺过去，这段无以果腹、见什么就吃的经历也一直深深地刻留在他的记忆中。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啃食别人的尸体：“其他渠道都没有了，吃人是最后的办法了。粮食没了，树皮草根都没了，河里的鱼当然是没有了，很腥的河蚌都有人吃，树皮都剥了，还有人捡起牲口的粪便吃。观音土完全没有营养，也有人吃得肚子撑死。”
大跃进造成的悲剧主要都发生在农村。这也是造成至今影像及文字资料欠缺的一大原因。当时，毛泽东想用短短数年时间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使得以农业为主的中国迅速工业化。农民们被发动起来进行大炼钢铁等活动，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与此同时，递交到上级机关的文件却报告大丰收，并导致对农村大量征粮。
农民的任何反抗都遭到强力压制，而在土高炉中，炼出的都只是百无一用的铁疙瘩，送进土高炉的却是铁锅钉耙锄头等生活和生产工具。耕地为生的农民被调去大炼钢铁，杨继绳说，这种疯狂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作为第一把手，他(毛泽东)是应该负责任的。但严格来说，仅仅让毛泽东负责，还是太肤浅了。整个集体，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责任。也就是说，当时领导集体都有责任。而根本就是制度问题。制度一旦出现错误，就很难改正。这个制度缺乏纠偏机制。”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详细记录了饥荒之惨烈与人祸之无情。为编撰此书，杨继绳花了多年时间检索资料。作为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以调查农村经济发展为借口，查阅了各省的机关档案，与大量证人进行了对话。官方历史至今对大跃进半遮半掩，生怕批评过度动摇政权根基。杨继绳说：“我们国家现在还不能面对历史。所以我现在还有风险，还受到压力。越是有压力，越需要把真话讲出来。”
中国政府这两年对待历史已经持“谨慎的开放态度”。杨继绳的这本书四年前虽然只能在香港出版，但他个人却至今没有受到过多的政治压力。互联网上前些日子也相当公开地讨论了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北京的一名纪录片制片人最近更是开始拍摄亲历者访谈。杨继绳说，保存历史记忆具有很大的意义，正因此，他将书名定为“墓碑”：
“‘墓碑’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给我父亲立的墓碑，第二层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老百姓立碑，第三，为造成饿死人的极权制度立下一个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