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讲，对于八九六四，我们没有很多话要说。
没有，关于官僚之间的尔虞我诈、权力斗争；
没有，关于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谁好谁坏；
没有，关于当天因为持续通涨、贪腐、债务失衡、管理层的苛索，致使工人们从无止尽的劳役中走上街头，(和今日沿海城市的工人一样)以令人骄傲姿态奋进；
没有，关于他们的自主创造：在广场上成立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要求为全国的基进派工人设立独立机关，监察和影响国家劳工及经济政策；
没有，关于他们保护那班学生的勇气——那班尝试把工人推到广场和运动的边缘，为了保持自己“纯粹”而没有经济面向的诉求的学生；
没有，关于(作为社会菁英、党未来的栋梁及大部分出身权贵的)学生和(组成人链立于施暴者面前的)工人被捕后相去甚远的待遇；
没有，关于学生和工人之间没法成形的连结：学生的“民主诉求”空洞而抽象，但亦因而令广场运动具备超越任何实质诉求的力量；工人坚定而刚毅，但却没看到自己和年轻的同志们是如何共通……
对这些种种，我们都没什么要说。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被淹没于“历史”之中，但我们对精准的史实不太感兴趣；
虽然这段历史、这些回顾也很重要，但我们却不想再斟酌于天安门内切实发生过的一切。
对很多人来说，着眼点是国家出动暴力镇压，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历史学家常告诉我们不可以离开具体的时空、抽空地说六四。对我们来说，危机正正在这里。
危机就是：我们把天安门当成是例外、孤立地去分析和理解；
我们仍把天安门的屠杀，单看成是“落后”的史大林国家所作的野蛮行为；
我们仍幻想“民主”可令权利自我制衡、令天安门的屠杀不再出现。
对我们来说，天安门的真相： 不是那些被政治宣传蒙蔽了的、埋藏的事件；
不是被扭曲、否认，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揭示的过去；
我们想说的真相，是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展示了我们的当下，
那笼罩着我们每天生活的、野蛮暴力的现实，和无时无刻都会降临的——天安门的黑影，
那个在每年的烛光照耀下，所看不清的黑影。
如果这沉默的黑影能说话，它会说︰你是“市民”还是“人民公敌”由国家决定；
法庭上你站在哪一栏，由国家决定。
你是否有生存的权利、是否受其保护，由国家决定。
日以继夜的监视，令你每秒钟都感到自己是犯人，即使你什么都没／未做。一觉醒来直至退休老死，每一刻都可被追踪。电话、电邮、facebook、信用咭、八达通，样样都可被监控。我们每日都活在那些“保障我们安全”的摄录机之下。而廿三条这恐怖主义式的法例，更阴深地压在我们的头上，将我们每个人都当成潜在的恐怖份子、公众秩序的潜藏敌人。
你，作为公民的责任就是向国家证明你是清白的，而且会听教听话。
那条在“良好市民”和“恐怖份子”之间的线、“人”和“非人”之间的线，其实非常薄弱，甚至我们根本不会知道何时已逾过。
在1989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鞘内亮出每个国家都藏有的一把刀，置于它人民的头上。这巨大而可怖的权力，是主权和宪法所附予给国家政权，去捍卫和保护它自己的权利，亦是国家不惜一切去遮掩，大家却又心照不宣的一个威胁。
这把刀，悬在每个国家的人头上，等待任何“紧急状况”的出现。
这个黑影的深邃，令我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其实就是那“紧急状况”、那个从1848、1871、1936、1956、1968、1977、1989，到2012，令政权惴惴不安的“紧急状况”。
当年中共政府出动的士兵坦克，冲著的并不是“现实”的学生和工人的想法和立场，或“实际”上他们拉着的旗帜和呼喊的口号。
那时枪头对准的，是一个可能性：学生和工人能超越各自身份，逾越既有界限，令彼此之间的差异不再构成贵贱之别，不再成为分化他们的原因；拒绝留在权力指派的岗位，在一个共同的空间相遇的可能性。
这个相遇的空间，是政治的、实验的；是可以让改变和革命(一种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满足)的欲望，在此形成；是让人们相遇并开放自己，期待着共同的改变；让他们结集起来、改变“现实”。
可惜的是，知识份子和工人之间的沟壑，年深日久，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里，这界限还是没有被跨越。正因如此，“事实”的层面上的讨论，再没甚意思。
因为“事实”是，那年的天安门中，那条界线本应可以被冲破，被消灭；
就如在68年五月的法国，当学生和工人赶走了那些教授、院长、政党和工会会长，迳自在他们所占领的大学和工厂进进出出；
就如在1977年的意大利，当知识份子和学生们发展出一套新的革命理论(“工人调查”)，并以此为基础，连结工人、女性和失业者开展新形式的革命行动。
就如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当面包师傅、裁缝、主妇、退役士兵、波希米亚人、艺术家们都自我武装起来，捍卫那个从政府手上夺过来的巴黎，那个他们在三个月内(以快乐、庆典)完完全全改变了的巴黎。
就如在希腊、在突尼斯、在埃及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口中“共产主义的幽灵”，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可能性吗？
这个萦绕于当下的可能性；
这个一直质问生活是否必要如此、不断向既定的“现实”寻衅的可能性。
如果你不喜欢“共产主义”这名字(又有谁不能明白…)，
我们可以把它唤作“不受统治、团结起来的人民力量”，
这股比国家的刀更强劲的力量。
揭示了国家政权的脆弱、它的偏执和歇斯底里，
这股力量，不断创造“特殊状况”，逼令国家敲响警号、亮出刀刃。
所以，当我们要求平反六四，需要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
因为即使他们为天安门事件道歉，也不会阻止往后一次、又一次沉默的威胁。
我们不可能要求黑影退去，因为它无处不在我们当中；
但我们要认清它的面目，对抗它、刺破它。
庆幸，我们仍能哀悼，我们为那些陌生的、死去的人痛哭；
庆幸，天安门成为我们身上一个永不磨灭的疤痕、创伤；
这创伤的力量在于，它并未过去，它不屈不挠地存在于此刻，同时亦围困着我们的当下，甚至影响着我们每刻面对生活的能力。
请不要忽视这个伤口、或轻率地把它治疗。
所谓纪念，绝非要求这个党便宜地道歉；
所谓纪念，是和这伤口一起活下去，行动下去，不只六月四日，而是每日每刻；
思索当年广场上逝去的生命，令我们对自己应有怎样的要求、摃上怎样的债；
不单单着眼于当年当日发生的事，而是直面六四的黑影——这死亡的黑影，就如八九广场上的人一样。
我们要无畏地、紧紧地靠在一起；
我们要在死亡的黑影下，创造出更强悍的生命；
那，就不会再有人死于无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