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值几个钱（看中国配图）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就当今社会现象表示：“一个国家精神的衰败和一个国家文化的衰弱，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脸皮变厚，没有羞耻感，甚至把羞耻都当成一种套话来说。”杨校长说，一个买官者的话曾让他大吃一惊：“我无非是想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5月19日《南方农村报》）
“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不管是当官的经商的还是敲打键盘写小文章的，但凡劳动者都是在为人民服务。而从狭义来说，“为人民服务”则特指那些“人民公仆”。说白了，也就是某人想要花钱买的那个所谓的“官”了。
“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竟然需要花钱买，也堪称是千古奇闻了。当然，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卖官鬻爵也是极其疯狂的。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先进理论”来指导，信奉的是“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还没有发明“为人民服务”这样高大全兼伟光正的提法；当领导的顶多也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地打出个“父母官”的幌子，还没有弄顶“公仆”这样听着就叫人热泪盈眶的高帽戴戴。一个是“买官”，一个是“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两相对比，高下立判。由此可见，理论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是多么的重要啊。
杨校长没有点买官者的尊姓大名，也没有说明该同志想买的是哪把交椅，更没有给出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的价钱——或许他也搞不清。跟以前的卖官鬻爵相比，这就充分体现出时代的进步来了。以前，卖官鬻爵是明码标价、公开进行，这样做虽然一手交钱、一手交“官”，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但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交易在阳光底下进行，议价的空间就小多了，不利于挖潜增效、将官位卖出更科学合理的价钱；另一方面，公开卖官鬻爵极大地影响了各级领导的光辉形象，让一小撮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产生了“无官不贪”的糊涂认识。现在好了，一切都是暗箱操作，携钱潜入夜、买（卖）官细无声，交易私下达成，对外则有一整套严谨细致的“组织程序”作掩护，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可谓是天衣无缝、前无古人了。
不过，不管是“买官”还是“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是说法的转换，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花钱买公权力，都是做买卖。既然是做买卖，当然要讲究成本利润核算。于是乎，“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便有了“价值”，经营得当甚至可以“先富起来”了。跟刘青山、张子善的时代比起来，现在“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的含金量也与日俱增了。从媒体披露的贪腐案件来看，现如今贪几十万刚起步，几百万马马虎虎，千万算小富，过亿也不止步。万一霉运当头被小偷偷了被骗子骗了或者后院起火被老婆被小三给告了，东窗事发丑事败露，也没啥大不了的，反正死不了，判个死缓到顶了。死缓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可以保外就医，很快流程走完，就又可以跳出来“开心地生活”了。
“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值多少钱？咱既没有买过，更没有卖过，咋会知道哩。或许，这也跟其他商品一样，根据不同的质量和用途，价格也千差万别吧。这年头，愿意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币，哦，扫瑞，是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人民公仆是越来越多啦。重庆市大足县卫生局原副局长宋文奇因受贿一审被判刑3年缓刑3年。庭审中，宋文奇作陈述时求法官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声称“我还想为人民群众服务！”面对如此心系人民群众的好贪官，在下并未感动得稀里哗啦，反倒生出了一点龌龊的疑问：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是不是花钱买的？又给他产生了多大的效益？否则的话，何以已经站到审判台前了，他还对此充满了激情和向往呢？
网络流传的“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公务员的幸福感排名第一。虽然不知道这个调查是否真实权威，但我还是非常认同其结论的。公务员何止是当今中国“最幸福的人”，他们还是最有职业归属感的人，他们为了获得和保住自己的身份无所不用其极。封建帝王只是“我好想再活500年”，而新时代的公仆追求的却是“我好想再为人民服务500年”，孰优孰劣、孰高孰低一目了然。作为社会的主人之一，我暗暗祈祷这样的伟大时代能够坚持100年不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