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这个第一人口大国在就业上面临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问题，第一个是“民工荒”，不少代工企业在用工旺季无法招足工人；第二个是已长达十余年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两个问题的并存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本文分析民工荒现象背后的两大问题。
第一，中国的企业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只使用劳动力黄金年龄段的奢侈模式。
就我所知，对劳工体能要求强但技能要求低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一向只使用劳动力一生中的青春时期。在民工潮涌现的上世纪，沿海的代工企业的招工广告上往往写着不超过25岁，有的还要求“未婚”。我曾向招工者问及原因，是因为工厂经常需要加班，这种加班往往是每天3至4小时乃至更多。我曾参与过一位江西籍农民工过劳死事件，这位小伙子21岁进厂，干了四年，常年工作在每天12小时以上，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是死前连续工作48小时。这种劳动强度年龄大了根本顶不住。到本世纪初，这类代工企业才慢慢将年龄限制提高至28岁。以后随着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逐渐将招工年龄上限提高至35岁，今年看到有的地方开始放宽至40岁。
以前中国有人因民工荒在感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时，我就指出中国必须改变只使用劳动力黄金年龄段这种极为奢侈、也不人道的用工方式。同属东亚文 化圈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工厂里的劳动力主体就是30岁至50多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即使在服务行业——中国人认为这一行业天经地义应该使用秀色可餐的年轻女子，日本、美国也大量使用中年妇女乃至老年女士。我曾在日本京都皇宫附近一家庭园式餐厅用餐（仿御膳），女侍是一位身着美丽和服的老年女士，仪态万方，风姿极雅，让我们一行五人充分领受了御膳的用餐礼仪，见识了传统日本女子的风韵。在东京入住的新大谷酒店，清洁工当中也有不少仪态极佳的老年女士。这种用工方式对我们这群中国客人触动很大，认为劳动力的标准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素质。后来到了美国，在航班上见到的服务员也多为中年妇女，其服务水平一点也不比年轻姑娘逊色。
可以说，中国农民工不能真正城市化（即因工作性质的转换而移居城市），这种年龄歧视导致的阶段性就业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政府对代工企业应该有法律规定，不能有年龄歧视，企业也不要将招收35岁至40岁的工人当作权宜之计，工人工作时间长，有利于培养与企业的感情。
第二，“民工荒”现象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曾一度拥有令世界侧目的辉煌。这种“辉煌”确实是依靠透支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而带来的。但正如环境的透支已到极限一样，对劳工生命福利的透支也有极限。近几年，中国劳工工资约上涨了30%左右，但但考虑到国内通货膨胀及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扬等因素，劳工工资其实还是在生存底线徘徊。这种工资水平对劳工失去了吸引力。
最近，一条消息在中国广为流传，赫赫有名的富士康在成都招工遇到困难。故事梗概如下：成都自2010年引入富士康这一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四川省政府将其列为该省1号工程，将打造几千亿元IT产品产业链的希望寄托其上。在引入富士康时，四川省政府除了优惠的税收、用地等条件之外，还承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条件：帮助招募一线劳工。一年多过去了，这项劳工招募承诺远没有当初政府设想的那么简单，除了各地市摊派招工指标之外，一些如“买人头”式的灰色市场行为也已浮现出来，政府在招工难以达标的情况下陷于窘迫，于是让没完成招工指标的公务员顶包进厂，以完成政府许诺的用工名额。
为什么富士康招工会如此困难？其实并不牵涉到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说白了就是富士康的劳动强度过大，待遇与薪酬缺乏吸引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4日）引述一位已经离职的富士康管理者说，很多一线现场的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到了3个月就走人。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与宣传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来承诺8小时，加班2个小时，实际上要加班四五个小时。薪酬待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线流水线，有时就只拿1300元。”
企业要降低成本，与工人要增加待遇，这是企业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中国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只当真正的仲裁者，为劳资双方构建一个可以平等博弈的制度平台，让工人自由结社，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政府习惯性地人为压制工人的利益诉求，结果就会出现劳动力流动过快的现象——以富士康为例，工人流动频繁，就是因为不满工厂的工作环境与薪酬待遇，但又无法通过博弈争取权益，于是用脚投票，走人。
我不想回避中国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低阶层妇女修养不够，中年以后进入服务行业有困难这一事实。这里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文化层面问题，当整个社会都粗俗不堪，官员以讲黄段子为乐，文化人以粗言秽语为荣时，指望低阶妇女一枝独秀地展现修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奇迹，因此，中国服务业还将长期维持这种以年轻女子养眼的雇佣方式，但至少在工厂里可能先解决年龄歧视问题，让40岁以上的劳动力还能继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