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务员的薪酬福利、地方投资支出受到财政下降的威胁时，结构性减税可能难抵结构性增税的压力。
一切源于如急风暴雨般下降的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将迎来罕有的财政紧缩期，这是随着投资、出口、房地产经济下行而来的正常变化。
据《人民日报》报道，一季度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今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增长12.1%、地方本级收入增长17.3%，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少，但与前两年动辄30%、40%以上的增速，不可同日而语。根据业已公布的各地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广东财政收入增长9.7%，较上年同期回落12.32%，创近3年来同期最低增幅；江苏增长12.8%，增幅回落18.2%；福建增长14.7%，较去年同期回落15.4%。从直辖市来看，除北京未发布一季度数据外，上海市财政收入增长6.7%，增幅回落30.4%；重庆市财政收入增长11.3%，增幅回落达64.6%；天津市财政收入增长30.1%，增幅回落12.5%。
为了应对中小企业生存难，政府推进结构性减税；为了应对政府财政收支困难，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预征税。在财政压力下，结构税减税刚刚启动，结构性增税卷土而来。
结构性增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预征税、征过头税、或者在上调税收起征点时改变既有的优惠政策。有媒体披露，湖南邵阳市颁布《邵阳市企业所得税分类动态管理办法(试行)》，对部分企业实行“查账征收，定率预缴”之方式，让企业预缴未来所得税款。由税务部门制定行业预缴率作为税率，企业营业收入为税基，然后两者相乘确定企业应预缴所得税额。最近，海关总署对进境物品归类表和完税价格表重新修订，上海某税务机关开始对资本公积转注册资本征收25%的税，国家税务总局计划在5月推出向PE征收最低35%税款新政。
增加财政收入主要表现在非税收入上。
非税收入4118亿元，同比增加1432亿元，增长53.3%。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同比增加1158亿元，增幅50.1%。据报道，天津市财政地税网站公布，今年一季度该市非税收入130亿元，同比增加68.9亿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的72.2%。其中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42.1亿元，行政性收费40.7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4.9亿元。另据广东省财政厅公布的数据计算，今年一季度广东省非税收入对财政增收的贡献率也达到了69%。从记者的调查来看，目前的财政收入有可能被高估，形势比数字更严峻。
从本质上说，征税的目的是让社会公众允许的人群利用税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不是为了养活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不是为了维持表面平衡，更不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拥有投资公司的资本金。税收高低是表像，保有税收合法性的要素是，建立公开透明、经正当程序通过的公共财政体制，否则多征一分则为过苛，少征一分则为不公。
政府的投资、民生保障、甚至人员的聘用都建立在财政收入非正常大规模的基础上，吃饭财政成为一些地方的主流，周天勇先生研究认为，2007年我们政府供养人员的支出比例是全部实际支出比例的44%左右，远高于一般标准。事实上，很多支出在不可见的“其他支出”中，笔者甚至怀疑有很多正常的开支为不可预测的“其他支出”背了黑锅。
长期的财政增长、发展经济的重任，已经让地方政府患上了投资激素依赖症。
地方政府成为大地主或者大投资家的恶果暴露无遗：土地收入永远不够，地方政府永远处于基建饥渴症中，一个城市会永远欠缺一座标志性高楼，一座留传千古的桥梁，市政府门前永远缺少漂亮的公园与绿地。资产能否见效于未来没有得到评估，可以确定的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是后人可以享受到的长期财产。
地方政府可以进行公益性的基建投资，但没有必要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与投资家。大部分非公益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为监管者，让市场主体去投资、定价、建设，更符合效率与市场理性原则。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地方政府可以成为规划者，让专业人士辅助地方政府的规划，而不是让前后任地方官员今天种草、明天栽花，使财政成为失去监管的无底洞。就笔者目力所及的城市雕塑审美观来看，绝大部分不是城市的资产，文化财富，而是让城市羞愧的明天的垃圾。
明末有为之帝崇祯，李自成即将进北京城时，希望官员捐银，几乎涓滴未得，一旦李自成人马进城，摆开刑杖，从内务府库与官员家中输出的白银源源不断，一夜之间，似乎白银全部从地底涌出。这是暮光之城中的血色白银奇迹。
中国当然绝不该回到草莽时代，对财富人士以大刑伺侯逼迫他们涓滴归公，而是指当官员人数、既得利益阶层人数无法控制之时，当财政成为永恒秘密之时，而金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失去信仰的惟一皈依之时，有多少税收、有多少可以变现的土地都是不够的，因为资金会成为无效的窖藏品深埋地下或者某个银行，而不是成为推动市场企业发展、财富生成的有效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