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媒体作为公众了解社会百态并表达社情民意的窗口，被誉为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是现代社会中三权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制衡力量。在立法、司法与行政权被垄断的专制国家，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其作用随着科技传媒手段的不断进步而日益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份量。举世瞩目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的由第四权力发起的翻天覆地的革命。
随着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媒体的“蝴蝶效应”在“茉莉花革命”中惊人的展现，第四权力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也因此而成为当今自由与专制这对立的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对于民主力量来说，媒体这第四权力已经成为维护人权，实现民主，推翻专制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时对于专制势力来说，媒体的巨大力量也已成为“亡党亡国”的最大威胁。因此对于媒体这第四权力的争夺也就成为自由与专制双方志在必得的制高点。
中国著名流亡法学家、人权活动家袁红冰先生在他的著作《台湾大劫难》与《台湾大国策》中对中共全面渗透与控制台湾的媒体做了深刻的揭露。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共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残暴，同时也是最狡猾的犯罪集团，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规则非常清楚，也最擅长利用资本的魔力去控制渗透、左右甚至控制海外媒体，中共内部将这种耗费巨资的第四权力争夺战称之为“大外宣”。
对国内的媒体用权力去镇压，对海外的媒体用金钱去收买，这就是中共用来对付媒体的两手伎俩，也是中共权贵集团用来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要“维稳”手段。因为中共很清楚，能否在民众与真相之间筑起坚固的高墙，将中国人的思想隔绝在真相之外，这是决定中共专制政权存亡与权贵既得利益得失的关键。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不难认清，中共日前对网络传媒空前的打压，以及对海外自由中文媒体《大纪元》频频发动的网络攻击，都是共产党专制国家特有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体现，也是共产党独裁专制与生俱来的恐惧真相的本性最真实的体现，更是中共权贵集团集体意志的充分体现，绝非中共党内某些人或某些派系的自作主张。
因此，当许多中国网民因为自己的言论表达而被中共当局抓捕的时候，当中国的网络媒体因为传播令中共恐惧的资讯而受到整肃的时候，作为唯一能够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下仍然能够传递资讯的海外自由媒体，我们要做的不是急于将抓捕网民，打压媒体的责任归咎于中共党内某一派，某些人，更不是为胡温党中央开脱，而是向这整个国家恐怖主义的体制问责，让广大民众认识到，无论是共产党的邪恶本性还是中共政权的恐怖本质都没有因为薄熙来、周永康等人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失势而发生任何改变，没有因为中共党内派系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发生任何的改变。因为这一切都是当前这个罪恶的体制所决定的。
今天的共产党还是那个一贯杀人如麻，残暴不仁的共产党，还是那个在二十多年前用机枪和坦克残杀学生和市民的共产党，还是那个在这十几年里残酷迫害真善忍的信仰者，活摘人体器官牟利的共产党。只要这个祸国殃民的独裁政权还存在一天，它对中华民族的荼毒，对中国人的迫害就不会停止。所以无论是当前中共的内斗，还是中共对媒体的打压，对网民的抓捕，我觉得海外自由媒体最应该做的还是对真相的报导，以及民众的启蒙，让中国人民尽快抛弃对中共党内任何派系与个人的幻想，以自己的行动去主动解体中共才能迎来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媒体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然而作为现代社会的第四权力，我觉得海外自由媒体还是应该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基点，没必要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的某一方摇旗呐喊，更不宜有意无意地充当为胡温党中央歌功颂德的“第二中宣部”，让民众在错觉中继续等待中共党内所谓“开明派”的施舍，毕竟自由和民主从来就不是“施舍”的产物。
在当前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形势下，如何让民众更贴近真相，如果让真相说话，如何促成全民大觉醒，全民反迫害，如何让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回归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海外自由媒体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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