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们对《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进行表决。（看中国配图）
“两会”期间，国内各媒体以大篇幅报导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掩护下，不顾社会各界抨击，违逆民意，强行通过的。其中，众所诟病的73条、83条规定，使凌辱国际人权标准的“强迫失踪”和“超期羁押”构成的“克格勃条款”，在吴邦国委员长“理直气壮”行将谢幕的这一年，终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令中外舆论大跌眼球。由此可见，中国“官、商两会”闭幕的结果，就是在地地道道的恶心民意。
近日，薄熙来因重庆“打黑”干将王立军“闯入美馆”被免职，成为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爆炸性事件。眼下，中国“两会”刚刚闭幕，中共“十八大”权力大洗牌在即，内斗升级，令中外舆论大跌眼镜。
吴邦国“理直气壮”更为强硬、僵化
曾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今年全国“两会”，更强调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声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就是要深刻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其语气较以往更为强硬、僵化。
记得2011年两会期间，吴邦国在报告时就表示，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此被称为“五（吴）不搞”。吴邦国自我恫吓说，中国在设计国家根本制度的重要原则问题如果出现动摇，不仅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
早在2010年“十一”国庆前夕，吴邦国就曾罕有的在中共中央的权威理论刊物上《求是》刊文，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设中国，引发外界关注。
来自《钦定宪法大纲》的两条原则
中共自文革发生统治危机后，开始借“改革开放”力挽败局至今，国家无论经济上如何发展，中南海政治上却推出坚守“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明确宣示绝不“还权于民”。这就如同清末“君主立宪”时，陷于重重执政危机的满清皇权，也是打着改革之名，搞出个《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君上大权竟有14条之多，囊括了立法、行政、司法各权，不仅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永世不可撼动的地位，也确定了专制政府的属性。当时的钦定宪法“核心利益”就是两条，可为今天的一面镜子：“1、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两条就是要把皇权的绝对尊严和地位用宪法条文确定下来。所谓立宪，也就是借助“立法”来坚持无限皇权永世不变而已。
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一再宣誓类似《钦定宪法大纲》“核心利益”的两条原则，即“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代表的正是当今中国拒绝分权与监督权贵利益集团。
“官商大会”的腐败代言
此据全国“两会”期间党校教授王贵秀统计，全国人大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人大”早已成了“党大”，“官商大会”。
当下，国内微博上流传着一张“全国人大代表官员、平民构成示意图”，详细阐释了人大代表的官商构成。就连中国知名地产商任志强都抱怨说：“能去开会的，大部分非富即贵，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还有一部分是马屁精；极个别有个性敢直言的委员或代表，是用来和媒体表演给老百姓看的。”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的代议机构，已经蜕化为官商结盟的特权利益集团。他们集体需要在“两绝不”中腐败，在“五不搞”中分赃。中国官方新华社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已经发生分化、重组，出现特权利益集团。特别是所谓“红二代”“红三代”的“太子党特权阶层”，他们不仅垄断利益丰厚的政治权利，而且透过钱权交易等非法活动，催生集体腐败和组织性腐败，甚至还控制某些地方官员形成集团，以谋取集团的利益。
日前，就连中共学术官僚机构，社会科学院都面对社会如此严重的腐败，不得不发布首个《反腐倡廉蓝皮书》，公开承认中国制度性的“整体腐败”。这份《反腐倡廉蓝皮书》说，腐败者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出现了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的“外向型”腐败，“对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执法机关带头腐败成为整体腐败的龙头”。
党喉舌要驱散“腐败猜想”
就在今年“两会”开幕在即时，党喉舌《人民日报》3月1日竟发出《如何驱散“腐败猜想”》的荒唐文章。该文称：“媒体如果过分渲染阴暗面，甚至炒作‘日记’、‘情人’等腐败细节，就不可避免地加剧公众的焦虑情绪，激发更多‘腐败猜想’，让人产生‘越反越腐’‘无力回天’的错觉。这提醒我们，在报道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闻时，不能为了吸引眼球，把严肃的反腐新闻变成八卦新闻、娱乐新闻；不能为了迎合猎奇心理，把反腐报道情色化，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满足低级趣味；更不能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
《人民日报》如此颠倒是非，满纸荒唐，竟不惜向舆论监督大泼污水；把中国如此深重、全面，由“权力绝对化”必然导因的“越反越腐”的制度性腐败责任推向媒体，声称是媒体的“过分渲染”，才导致了公众的“腐败猜想”。这真可谓近期官方喉舌发出的一次最荒唐、最无耻的谬论。
眼下，中国各级权贵利益集团，既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又享有优先选择权的优势，由此决定了他们在坚持“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的同时，打着“改革”旗号，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优先维护自身利益。
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可以说是政治学上的一条定律。因此，只要坚持“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腐败就无法避免。本来，“打开各级官员收入的暗箱”一直被视之为当今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一项现实而有效的对策。然而，官方却在立法上一再回避民众要求其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此话题无论是经“两会”聚焦，各界呼唤，民间推动，“阳光法案”却一再因“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的“理直气壮”而被冷冻至今，致使当今中国“无官不贪，无贿禁行”的社会现实日趋严重。
“政改”的方向性选择何去何从
眼下，中国正在“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意识形态旗帜下，以“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幌子，进行以传承“红色记忆”，维护“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战役。薄熙来被免职并不意味着这一方向会有丝毫改变。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姓资姓社”争论主要还是意识形态之争，那么，当今的“两个绝不”与“普世价值”之争，更多体现了权贵利益集团的现实需求。这些年来，围绕温家宝“政改”呐喊引发的舆论交锋与立场对决，实质上反映的正是权贵利益集团恐惧其权力与利益受到制约与损害，和“太子特权集团”害怕动了自己不用“票决”就可以顺利接班的“奶洛”，因此他们才本能地敌视与阻挠政治改革。为此，“红二代”重庆聚首不惜效法朝鲜，借助公权力组织人民“唱红”，制造政党迷信和领袖盲从，以掩饰其父辈的历史错误和文革罪过才会成为可能。
今年两会结束时，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又高调誓言“政改”，并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重庆现任领导亮剑，再次激发起社会对“政改”方向性选择何去何从的思考。
日前，官方环球时报英文版公布调查报道，根据对全中国1010个有代表性的人进行的一项罕见的民调，63%的受问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在接受调查的49%以上的人说，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期待一场新的“革命”，15%以上的人认为，中国肯定处于“爆发一场革命的边缘”，34%的人认为，中国也许已经处于“一场新的革命的边缘”。法国解放报对此评论说，这一颠覆性的民调结果只用英文发表，无论是环球时报中文版还是其他们报纸都没有走漏一个字，环球时报记者显然是冒着被中国宣传机构严厉惩罚的风险，这同时也显示中共内部拥护与反对真正政治改革的分歧。
中国“官、商两会”结束恶心民意
所有13亿中国人都非常清楚，中国人大制定《宪法》至今60多年，一直在“零运行”，没有任何一个《宪法》的法律执行与裁判机构，也从来没有审判或审议过任何一例违宪案件。《宪法》在社会实践中所能兑现的唯有一条，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最核心的却是中南海权力金字塔尖的少数人“核心利益”。在这个党国一体的国家，党控制“两会”、政府，操纵公检法，可以凌驾于宪法之上。中南海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何曾考虑过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呢？“六四”百万之众街头和平表达反腐愿望，少数人可以为了确保其执政利益的“大局稳定”，动用坦克碾过天安门，而且至今都振振有辞，“理直气壮”。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国内各媒体以大篇幅报导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掩护下，不顾社会各界抨击，违逆民意，强行通过的。其中，众所诟病的73条、83条规定，使凌辱国际人权标准的“强迫失踪”和“超期羁押”构成的“克格勃条款”，在吴邦国“理直气壮”行将谢幕这一年，终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令中外舆论大跌眼球。日前，薄熙来因重庆“打黑”干将王立军“闯入美馆”被免职激起民众不少想象空间，解放军报又特别刊发：“党和国家有大事敌对势力总兴风作浪”文章，声称“社会上噪音杂音明显增多”；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部队思想文化阵地，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由此可见，中国“官、商两会”闭幕的结果，就是在地地道道的恶心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