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即将谢幕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采访时，婉转而深切地披露了他极为沉重的“心病”——他正在遭受体制捆绑和人性煎熬，其“独立人格不为人们理解”。这是温家宝历届答记者会最为悲情的一次宣示。
温家宝答记者问的内心纠结
温家宝在今年答记者问中，谈到“有不少遗憾”是由于个人能力与体制原因（前者是虚，后者为实），希望“人民的谅解和宽恕”。他由此敞开了自己在体制内腹背受敌的内心纠结。他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由此可见，他的内心痛苦与灵魂的争扎是何等的强烈。
过去9年，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谈政改，但他每提一次，都受到党内保守势力和左派的围攻，其施政举措处处受制，深感被意识形态铐锁与体制捆绑的痛苦。他除了救灾和访贫问苦之外，在政治、法制、外交、文化、新闻等领域几乎都没有用武之地。在今日中国政治生态下，不仅党务、人大、政协都构成了对温家宝施政的制肘，而且宣传、政法两大保守系统唱红（核心价值）打异（异见人士），遥相呼应。这迫使他在去年答记者会中自叹“机会不多了”，今后三年要效法屈原“九死未悔”，颇有点当年赵紫阳在天安门看望学生说“我老了”的味道。因此，当今中国依然看不到真正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与环境。温家宝注定内心纠结而没有回天之力。
弥足珍贵的党内政改异见
温家宝自2007年3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见中外记者时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以来，一直在党内受到抵制，也被不少人批为“作秀”，但以本文所见，在中南海内部能发出如此党内政改异见，仍然弥足珍贵。
温家宝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时说：我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他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他如此直言不讳指出当今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已经有死到临头的危险，必须寻求民间的监督。这种表达在党内高层的确是不多见的。温家宝更称世上无恒古之物，只有不断改革才有生机。如此“无恒古说”令外界猜想他是否暗指执政党无“永恒”地位。接着，他又在回答“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问题时说：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这需要一个过程。这句话的意义更在于，对“一人一票”宪政选举机制的肯定。今年全国人大闭幕记者会上他再次重复了上述观点。
寻求“同全国人民的互动”
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就说：“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前年温家宝接受外媒采访，在谈到政治改革时说“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去年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的企业家对话会直言不讳地重新吹响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号角，高调发布了包括“司法独立”等五条具体、可操作目标的政改宣言，将近年来的政改呐喊推向最高峰。温家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年我讲过多次；这次会议，不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动，我脑子里想的实际上是我同全国人民的互动。因此，我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准确地、坦诚地谈出我对各方面问题的看法。”他接着说，“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温家宝如此鲜明地提出导致“权力绝对化”的“以党代政”问题，并发出要“同全国人民互动”的明确信息，是“六四”镇压后的中共最高层，首次有人高调接过胡耀邦、赵紫阳模式的“政治改革”旗帜，重启“党政分开”议题。
“六四”酿成的“内心创伤”
温家宝曾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其间他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当记者出示1989年6月3日晚温家宝陪同赵紫阳探望绝食学生照片，被问到“六四”事件时，他一度神情凝重，两唇紧闭，下巴不停微颤，沉默良久说，我相信，在推动经济改革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改革。
此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报导，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近年来，温家宝已在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议上，于三个不同的场合提出过“重评六四”的建议，但每一次均遭到同僚们的封堵。反对该项建议最激烈的对手之一就是薄熙来。该报认为，“温家宝是在释放信号：他打算为89‘六四’做同样的事，让其内心的创伤能够开始愈合。”
虽然这个报道眼下还没有权威信息来源证实，但是人们不会遗忘，早在2010年4月15日，胡耀邦蒙冤谢世21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就罕见地出现了温家宝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文章，大肆赞扬前总书记胡耀邦。温声称89年4月胡耀邦病发时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六四事件”后，每年春节都去胡家探望。该文用意深刻地强调胡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这一心理表达，随即遭到嗅觉敏锐的极左派大骂该文“包藏祸心”，是要改旗易帜。
被红色意识形态扭曲的尴尬
然而，温家宝即使面对记者谈政治改革，也只能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在其所有政府正式文件中都不能不提“党的领导”。甚至有时不得不把普世价值倡导的公平正义说成“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才能通过。这便是温家宝被红色意识形态与政权体制扭曲的尴尬，也是他由“党性”原则导致其人格分裂的宿命——他正在被党性与人性的拉锯撕扯。为此，今年温总在人之将去的最后一届记者会上明确地宣泄了其“独立的人格不被理解”，深陷党性之苦，体制之困的“心病”。
其实，中共红色意识形态，始终都是一台分裂社会，分裂同类的机器，不断导致人性的二元分裂。作为自然人，受自然律的支配。人与人是同质的、共利的。人具有同样的向善情感与爱心，以及追求美好的自由意识，这便是普世价值可以全球联通的所以然。然而中共红色政治文化，偏偏要用党性分裂人性，以“集中”否定自由，假阶级意识和暴力斗争建立起否定普世价值的思想体系。
任何政党都是人的组合，本是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组织起来，以体现不同的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集团。直言不讳地讲，党就是帮派团体。那么“党性”从何而来？其实，党性就是一部分人组织起来的功能性，除此而外，别无其它。人是物质的，客观的；而党却是理性的，主观的。人性可以还原到自然人的客观存在中，而且不能被创造，也是不能被消失。而党性由其宗旨决定，只能归咎于其章程、文件中，它既可以被创造，也可以被变化、被消失。因此，党性是不可能代替人性的。红色意识形态中的“党性”，其实仅仅就是停留在观念中而无法进行真实还原的主观魔咒。
历遭党性分裂人性的生动典例
在中共红色意识形态中，人一方面属于自然属性中的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党性政治原则的操纵，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元背离，使人不得不在人格上背叛真我，在意识上虚构假我，因而也就必然导致党性语话的假、大、空和违心行事的社会现实。人们不该忘记，当年彭大将军是低着头走进“胜利者”为他搭成的“凯旋门”的。因为他在服从“毛主义”的同时，牺牲了自己太多的士兵。他此时此刻，正在遭受党性分裂人性的那种煎熬。1987年1月16日，在中南海里，曾由胡耀邦鼎力主持平反、解放的薄一波，竟又主持了对胡耀邦进行历史性批判、围攻的中共政治局“生活会”，史称“生活会之变”。那就是一次党性导致人性分裂的会议。薄一波会上不思感恩，反诋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违反党性原则。导致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当时，胡耀邦忍不住坐在会议室外台阶上，内心备受党性与人性撕裂的煎熬，竟嚎啕大哭。而89年赵紫阳面对大镇压，在天安门看望学生说“我老了，无所谓了”又何尝不是在经受因维护党性而导致人性分裂，不敢果断站在人民一边的折磨。
解除总理“心病”的民间药方
薄熙来因王立军“闯入美馆”被免职，并不标志着“左势力”就此会退出中国权力中心或社会舞台。红色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仍有以“阶级斗争”挑动和制造贫富对立的极大欺骗性。“左势力”与红色意识形态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薄熙来只是个果而不是因，一个果子被摘除，并不意味着整株果树的根系就会枯竭。其实，温家宝从高调批评重庆现任领导起，就已经捅了中国红色权贵利益集团的马蜂窝，因而温家宝注定要陷入“左派势力”群起操弓引箭的险局之中。
面对中国如此政治生态，温家宝苦恼于“独立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心结，其实正在于总理这个“官角色”的冲突：是党的总理，还是国家的总理？是红色意识形态的总理，还是普世价值的总理？温家宝在这种角色的纠结中，要想获取民众理解，赢得社会支持，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党化”、“去意识形态化”，不苟帮派立场，立命国家根基，服务天下苍生。因此本文所能给出解除病灶的民间药方，就是彻底拒绝意识形态操纵，否定政治原则奴役，抵制人性分裂，还原自然本我，从突围党性窠臼开始，实现人民性回归。是如此则，温家宝必将打开大国总理的新文明精神境界，由此才能登高一呼，弘扬普世价值，真正推进人民所需要的政治改革——温家宝的政治生命只能在人民性中得到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