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苏民讲述谭松记录
讲述人：魏苏民（1934年生）
采访时间：2005年元月30日
采访地点：重庆万州南通宾馆
记录整理：谭松
魏廉周之死
我是云阳县南溪镇青山乡人（1949年前叫二台乡），我父亲魏廉周在当地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家里有几十亩田土，是我父亲从我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爷爷我没印象了，只知道人们叫他魏三爷，我见过他一张照片，穿着清朝的官服，我想他在清朝当过官。在我爸爸几兄弟中，我爸爸最能干，又有文化，到“解放”时（指1949年共产党夺得政权），家里除了田地，还开得有酒厂、盐厂（熬盐）和磨面作坊。爸爸有个侄子，叫魏炳全（音），他早年加入了共产党，快“解放”时，他劝我爸爸要认清形势，不要死守那份财产等等。其实我爸爸很看得开，钱财身外之物，要拿去就拿去。所以共产党一来，爸爸主动把所有田土家产统统上缴。上缴时怕路上不安全，还把金银财宝捆在我的身上，走几十里路送到云安镇去。爸爸缴得彻底呀，连他嫁出去的女儿陪嫁的金首饰都追回来缴给了政府，同时还积极为新政权征粮。另外，他还动员他的大哥（也是一个地主）把所有的财产交出来。由于爸爸缴得主动、积极、彻底，共产党把他评为开明地主，还让他到县城开“先进”会，我就亲自陪他去过两次。所以，从1949年10月云阳“解放”到1950年秋，爸爸人还算平安。
1950年秋后，上面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南溪，我记得带队的姓冯。他们突然把爸爸抓来关起，关了一个多月，给他安了三条罪名：一、砍伐树林；二、转移财产；三、欠一条人命。这三条罪名都是不实之辞。首先，家里的田土、山林都作为果实分给了农民，农民去砍树与我家无关；第二，我们把家里磨面的机器搬到云安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搬的，当时共产党主要搞土改，对工商业还是保护，并没有说要收缴机器。如果当时要，拿去就是了，不存在转移。最后一条最可笑！在批斗会上，他们动员了一个农民上来控诉我爸爸逼死他老婆。为什么可笑？因为乡里大家都清楚，那个女人是因为家里吵架闹矛盾，一时想不开，寻了短。农民还是朴实，逼他当众说谎相当困难，当着我爸爸的面，他在批斗会上很狼狈，结结巴巴话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还是把我爸爸杀了，用枪打的头。
我当时很想不通，财产全部缴了，总该免灾吧，但还是要杀！不过后来我想通了：如果他们想通过杀人来镇住其他人，不杀我爸爸杀谁？我爸爸在当地是最有影响的地主兼工商业主呀。
收我爸爸尸的是一家姓裴（彭）的农民，收得很仔细，把打出来的脑浆都捧起来入了棺。(陈沅森在《谈谈“土改”“杀地主”》一文中写道：“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大参考》2005.03.17）
其实当时农民和地主并没有深仇大恨，并不是像所宣传的那样。比如我大伯，他对佃户非常好，哪一家夫妻吵架，他都请到家来，招待吃一顿饭，好言好语相劝，所以后来工作组发动农民斗他，总斗不起来。最后他们找些不懂事的年轻人把他压倒，跪在地上，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主动跑上去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如此反复好几次。在斗完回家的路上，我大伯自嘲地说：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今天还拜了堂（注：旧时结婚时要跪拜三次）。
我爸的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修学校搬迁过一次，后来修公路被压在了公路下，再看不见了。
魏律民夫妇之死
爸爸死后，农协（农民协会）和工作组的人把我们全家赶到我家大院后面的旧房子里，农协的人则占据了大院的新房。这本无所谓，要命的是他们把我们所有的被盖都收缴了，紧接着就是冬天。我们一家十几个人怎么过？救我们命的是一个叫袁培君的农协会员，他看上我的一个妹妹，晚上悄悄从唯一的窗口塞了几床棉絮。如果不是这般“爱情”，我们活不过那个冬天。
后来他们认为旧屋也要收缴，又把我们赶出来，驱到山上，我们无家可归，在山上住岩洞。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年轻，无家无室，于是独自离家出走到奉节县当了个小学教师，后来又被调到一个剧团。
我说说留在乡下的我的大哥魏律民夫妇的事。
我共有兄弟姐妹11人，其中兄弟5人，除我以外，4个哥哥全部读了大学。大哥毕业于黄埔军校，因为婚姻回到乡下。新婚期间，蚊帐上的铁丝刺伤了他的眼睛，他因此留在乡下照看田产，没有再外出。“解放”时，我把他的中山剑等黄埔军校的东西统统沉到河里，怕惹祸。
“解放”后，他在乡下的日子很难过，实在过不去时，就走路到奉节来找我要点钱。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56年，他又来奉节，我给他30元钱，我当时月工资28元，还借了2元。我对他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你把大儿（魏京宇）送出来，在奉节找个事做，减轻一点家里的压力。于是，魏京宇来到了奉节。（魏京宇后来成了三峡地区有名的文物专家，2003年笔者为出版三峡专刊曾在奉节采访过他。）
1958年到1959年大哥被叫到山上去砍树炼铁，劳动强度很大。他是地主子女，更得拼命干，又吃不饱。1959年，他实在活不下去了，外逃到云安镇。逃走前，他偷了一件雨衣。在云安镇时，他去卖雨衣讨个饭吃，人家看他戴个眼镜，举止斯文不该像个落难的。追问他，大哥毕竟是个读书人，人家一追问，自个儿就慌了神。人们把他扭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大哥一一招认了。你想，地主出身，又偷了雨衣，就这样，他被送进监牢，不久就死在里面。
再说我大嫂。1960年，她在乡下活不下去，走到奉节来找儿子魏京宇。当时我已调到了剧团，外出演出去了，没见到她。大嫂在奉节，把亲戚给她的几件衣服和一点钱全部留给了儿子，然后独自沿着梅溪河往上走。在这个时候她已经万念俱灰了。她跳进了梅溪河……
朱化成（音）之死
朱化成是我姐夫，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修养的人。他“解放”前担任了云阳县江口乡（现江口镇）的乡长。虽然是个小小的乡长，但是他竭力造福百姓，在当地口碑很好。“解放”后，凡当过旧政权乡长的都要杀。我姐夫也被抓起来，前后陪了两次杀场。那时一杀就是十多个，二十多个。比如，杀县长张之甫（音）那次就杀了21个人。为什么没杀他？说来你不信，当地几百农民（包括镇街上的人）联名上书保他，为他求情。在这种情况下，姐夫逃过一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姐夫被抓进了劳改队。
我姐夫练过功，身体很好，在劳改队他拼命劳动，多次被评为积极分子。但是，他的身体因此拖垮了。大约在（19）70年，姐夫死在劳改队。
采访后记
偶然听一个朋友说起，她的一个朋友的祖辈，在土改时被枪杀了，我便请她帮我联系，说我想去找她聊聊。她的朋友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从重庆赶到万州，在宾馆里先同她沟通之后，再请出了她父亲魏苏民。
我们边吃边聊，老先生盯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要来了解土改和地主的事？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打算写一部关于三峡地区的小说，想收集一些素材。我既不便笔录，更不敢录音，只得以摆“龙门阵”（聊天）的方式了解那一段往事。遇到关键的人名地名时，便借上卫生间赶快记在小本子上。
外面，江水正一步步逼来，把一段段历史永沉水底……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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