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书作者原为中共的老干部，参与过中共在上海的特务核心工作，本书内容完全是报导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揭发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他虽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却无法凶残狡狯，心灵上的矛盾使他认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因此愤而脱离中共。
二、共特总部──中共中央社会部
两天后，我虽然依照约好的时间到社会部接洽，但傲慢骄横，目中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便任何人也不瞧在肌肉的杀人魔王李克农，却交给秘书长邹大鹏处理，跟邹经过一次谈话后，还是交回老友戈茅手里，这虽然使我当时感到一阵受冷落的痛苦，但事后想起来，倒使我觉得这也是幸运，因为共党虽然标榜不讲私情，但人类毕竟是感情的动物，每个共产党员，那怕是一个老牌特务，在处理问题时，有时也免不了受一点感情作用的影响，假如有特殊关系──戚族关系或经济上勾结的关系，那麽，因私徇情，超越原则，违反政策来解决问题的事例，正不胜枚举，当时对于我，上面交下由戈茅给我俩解决问题的原则，是连紫清也要参加特务机关工作的，经我俩通过戈茅一再请求，才获得李克农批准，让紫清自由自在地参加了艺术部门工作，而在我工作方面，由弋茅根据“老党干，新情干”的原则，给我签派了一个用不着吃苦头的岗位，虽然是没有实际工作，又没有实际权力，但从名义上看，还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职位，这就是在中央本部第八室第三处第三综合业务研究组担任副组长。
第八室（研究室）第三处，这种业务研究组，是根据学习与工作一致的原则来完成研究室的一部份任务的。每组有组员数十人，研究组下还分若干小组，小组组长副组长是用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组员中的大部分都像我一样，曾经敌人的逮捕，管制，甚至参加过敌人特务机关的工作，后来又跟组织接上关系，或者获得组织的保证，“宽大”，准予“立功赎罪”后又逃回共区的老党干，不过，党龄较长，脱党时间较短的，获派充研究组的正副组长可能性较多，每天时间，学习与工作，各分去一半，除了政治学习外，主要还是情报工作的业务学习，通过小组讨论方式来解决各种学习的问题，如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一步是请各组的指导员解决，指导员都是社会部的老牌共特，是党的老战士，是精通革命理论与情报业务的辅导长。假如他（她）也不能解决问题时，第二步只有向研究室请求解决，所谓工作，也不过是加强研究问题，当实际工作部门，把新发见的业务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向研究室提出时，如果是综合性的一般性的问题，照例分发到这种组上来，如果是专门性的高深的问题，则交到“专业研究组”去，组上接到问题时，尽速作全组的思想动员和经验动员，尽力进行讨论，实习，研究，这样运用“三个皮鞋匠当得一个诸葛亮”的群众路线，不可否认的是常常给实际工作部门贡献出很宝贵的意见的，虽然有时候可取的贡献很少，甚至实际工作部门对所提意见，觉得一无足取，可是，通过了热烈的讨论，实习，研究，对该组人员底教育作用是存在的，是不会缺少的。“怎样加强对城市反动分子的管制技巧”？这是一般性的问题，正当中共面临着接收全国大城市之际，正当中共由熟练的管制农村的技巧转到对城市的生疏的管制技巧，这一课题，曾在综合组中，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一大群在军统，中统生活过的人，都给组织提供了很宝贵的意见。“怎样补救透视回光灯检查邮件的缺点？”这是专业性的问题，没有对透视回光灯的科学知识的人，是无从参加这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的。
“综合组”研究和工作的物件，包括了情报，行动，侦察，通讯，管制，审讯等等许多业务，组内人员的特长，也都是参差不齐，有擅长于绑票式的逮捕工作，有擅长于国际情报的判断，有擅长于骗口供的审讯，所以辖下各小姐都是以兴趣和特长来编组的，但程度，多只能解决一般性的问题。至“专业组”，则是专门性的，大约参加“综合组”一个时间而不转到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如果他（她）有一项专长，是可能调到相适应的“专业研究组”去的。譬如你是一个秘密通讯专家，对各种秘密通讯都很有研究，那麽，你便可能被调到通讯业务组去，假如你对于搜集和判断美国情报有经验和把握，那麽，你便可能被调到国际情报研究部门去。这些专业研究组，不但在研究与工作过程中，加强培养了不少专业情报干部，而且，常常给解决了不少专门性质问题，对加强业务和技术上，都有不少新的创造。在我的“综合组”中，虽然只有四十多人，分成七个小组，但人才方面，却已包罗万象，各式各样的都有。女同志也有十多个，有几位的特长，可以说只是善于出卖色相，此外别无所长，但有一位姓褚的女同志，却是医学院出身的，日汪时期，曾奉命渗进日本特务机关，受过特殊药品的配制和使用的训练，所谓特殊药品是指一些供特务工作使用的麻醉药，毒药，甚至慢性杀人药剂，恶性细菌，但后来竟立场不稳，感情软弱，没有获得组织同意竟与一个日本特务结了婚，组织就把她开除了，几年来，她俩夫妇却参加了日共的工作，不久前她才由日共转送回中国，曾受过短期处分。又经过地方工作的考验，才随我之后到来的，很快地也调到药品专业研究组去了。
中共中央社会都是一个像毛泽东的位处一般神秘而机密的机构，并不像国民党的军统，中统般那样“公开的秘密”地存在于南京的市区里，它在中南海有个办事处，但主要的工作，却是办了一部分秘书，联络，交际的业务，和便利特务头子们接见客人的地方，业务的重心在郊外，冷泉办事处是其中之一，而城内弓弦胡同也有着它一部份的主要业务，而我所曾到过的也只是中南海，冷泉和弓弦胡同。至于北平市的公安部（行政部门名称）业务，则是华北局社会部掌理的，它散在北平市内外的机构，也恰如星罗棋布一般多。
进出于中共中央的特务机关，就好像进出于鬼门关一样困难，一般的干部，都需要持着出入证才能进出，否则，卫兵便把你当犯人般挡起来，而发出入证是由每个独立办事处的最高负责人决定的。我在冷泉过了几个月幽禁般的生活，正遇到上海“解放”，奉命南下参加华东局社会部工作时，戈茅却给我签呈上峰，请留我在中央工作，而把我带到“弓弦胡同十五号”去，可惜经过一再请求，李克农还是不肯批准，而且，还对戈茅说：“既然华东已来电催他去，还是命令他迅速南下，照着毛主席的原则，他的可靠性是必须在上海的肃反斗争中，才能确实的考验出来的！”
这时正是共军渡过长江，国军望风披靡的时候，特务魔王毛泽东，一边奉了俄帝主子的命令，一边感到全面胜利已到来，今后他的特务机关斗争的主要对象，将由国民党而变换到以所谓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了。过去中共中央社会部底情报业务，是国内情报重过国际情报的。在共区内是着重肃清一切所谓反革命残余势力，镇压国民党及其他所谓反动派的潜伏活动，以巩固它的专制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着重盗取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密，进行文化瓦解，扰乱破坏，直至整个的推翻了国民政府的统治。这两方面的业务跟国际情报方面的业务比重，是有天渊之别的，从前，除了获得莫斯科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的供给和指示外，由中共本身建立和领导的在国外的情报网，是微乎其微的，充其量，也不过在中国境内和邻区的香港有过一点点基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共区内，对于所谓帝国主义阵营如英美法等国可能残留在共区的情报机构和人员，中共中央社会部是要尽力搜索的，为了达到搜索的目的，为了达到彻底肃清共区内帝国主义潜伏间谍的目的，社会部是要在外国驻华情报机构里培养内线的，是要史无前例地严厉的管制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侨民的，非经共特机关核准，任何外侨是不能离开共区的。可是，当形势急剧转变下，毛魔王便命令社会部空前扩大国际情报业务，当时，名义上由邹大鹏负责，实际上由戈茅晋巩主理筹备，从各方面调集了一大批国际情报干部，集中在弓弦胡同，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国际情报队伍。我那一组中有一个丘青华，是有着八年党龄的干部，曾在美军中当过翻译，又有一名青年翁大年，是我的粤籍小同乡，祖父，父亲都是美国华侨，他是美国土生，取得美国国籍的，抗战末期回国，奔赴延安，也有多年的党龄了，抗战胜利后曾在粤被捕，被管制过，北平“解放”后，奔回党的老家，他底家庭的大部份，现在还在美国，他若回美国去活动是有着很大的便利的。而我，是生长在美国华侨故乡的，父兄和亲戚故旧在美的很多，又因我的党龄长，戈茅觉得我的战斗经验的运用是比较丰富的，我掌握政策是可能较为正确的，给他的帮助是可能较大的，这也是他把我连同丘翁二人都想调过弓弦胡同的原因。但因李克农对我留中央的反对，我只好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初回到了上海，那时，上海已“解放”一个多月了。
现在北平弓弦胡同十五号，已经事实上成为远东共产集团的国际情报枢纽了，它的情报触角，现在正伸入东京、巴黎、伦敦、华盛顿，正伸入所谓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每个角落里，尤其是对于美国，一群群的中共特务，正以各种不同的身分和形式渗进了美国的各阶层，而戈茅现在也变成了这个国际间谍机构的二号头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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