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文化的延伸，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心理。历史上东方与西方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差异，根本上是因为文化的不同。虽然在社会的表层，东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有君王、都有大臣，但究其根本却是差之千里，无论是立国的基础，还是制度的着眼点都大相径庭。今天许多人在谈论政治时，言必称民主、专制云云，其实这都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套政治术语，用其来描述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果往往是错位的、似是而非的。因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我们只可以作一些比较，但不能用来相互阐释。
政治与经济、科技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不同的经济形态与科技手段也会给政治带来巨大的影响。政治也是人心在社会领域的投射，不同的道德人心就会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今天的人，许多都会不自觉的站在现代社会的基点上去讨论古代的政治运作，必然就会得出一大堆祖先愚蠢或落后的结论。还有的大陆人总是以现代的变异道德观念去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面貌，往往是今非昔比、今是昨非，古代如何如何黑暗等等，有的甚至会对祖先破口大骂，以数典忘祖为荣，殊为可悲。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政治从没有人权概念，所以古人是奴性的；也有人说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所以是落后的；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是皇帝说了算，所以是专制的；还有的人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愚民的、压迫人的等等论调，不一而足。为什么五千年来一直领先世界、傲视全球的、被西方人仰慕的传统中国，会被这些不肖子孙们说的一钱不值呢？除了中共的洗脑之外，还有就是他们从语言到思维到心理定式都已经被西化，内心早与传统隔绝。不知中西之别、不通古今之变、不辨大小之分，如此只见表相、不识本质，在一个狭窄的视角里管窥蠡测，永远也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中华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是古圣先贤从对天道的深刻领悟中而创制的一套理念系统，而传统政治就是这套系统在社会层面的应用；敬天是他的立政之本，保民是他的行政之本，道义是他的施政之本；他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去教化民众、美化风俗、安定人心。在这种环境下，越处于社会的高层的人，公众对其道德品质的要求就越高，皇帝则毫无疑问是奉行道德的楷模，若皇帝无道，老百姓也有权替天行道。国民普遍的崇道慕德，使道德礼义成了维系整个社会的基石。虽然社会也有王法，但人们的内心多是以道德来衡量事物的对错，就连盗匪也多遵循盗亦有道的底线，所以中国人的政治心理是基于道义的，而非权利的。
传统中国的这种政治面貌，我们可以概括为道德政治，是立足于人性本善的基点上治理国家，以正道教化民众，把人心导向纯朴、天真；为政者本身也是需修心不辍、涵养道德。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的民间基本上是宗族自治的，政府是高效简约的，文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商人也是讲良知的；社会大部分时间里是平和宁静的，忠孝节义是普遍被人传扬的，而那些乱臣贼子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人人可得而诛之；即使逃过一世，也是遗臭万年的。这种道德政治如果用传统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礼乐刑政，教化为主、惩戒为辅，其侧重点在于规范社会的道德与人心的美恶。
而西方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思辨哲学基础上的，崇尚理性与实证。与中国神传文化的多层次、多维度相比，他是在一个平面上展开的，靠的是概念与逻辑的推衍，即使是对上帝的存在，西方人也是靠逻辑来论证的。这种文化更注重对事物表面的研究与分析，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针对人们的种种社会心理，而发展出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法治体系。其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的。即先假定人人都是坏蛋，再用法律的惩戒与制度的完善来减小人们犯罪的机会。
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许多西方的国家是以商立国的，所以其政治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的主导。商业是言利的，讲究契约的，其政治也就很自然的带有契约的性质，人们也有遵守契约的习惯。所以钱穆先生才会说：传统中国的政府是信托式的，西方社会的政府是契约式的，实为很恰当的比喻。这样划定权利与义务就成了西方政治运作的核心，这也就必然的带来政治的条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心的变异，这些政治条文也必然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不管是民主还是君主，西方的政治都是围绕着权利与义务展开，所以西方人的政治心理是基于权利的。
相比于传统中国的道德政治，西方的政治我们可以概括为一种权利政治。传统中国是以道义来善化人心，而西方是以法治来约束人心。在传统中国，人们判断政权的好坏是有道还是无道，道义是最高准则；在西方却是合法还是非法，法律是最终的准绳。道德能提升人的心灵，而法律只能从表面上约束人的恶性；东西方政治一个重道德，一个重法律，本质上是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当然这里不是说西方人不讲道德，中国人没有法制概念，而是说其侧重点不同。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者，斯恶已”（《老子》），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人心其实是善恶同在的，有正的就有邪的，有好的就有坏的；有讲道德的，就有不讲道德的；有贤明的君王就会有昏聩的国王。政治设计的再好，也不可能杜绝坏人，这是人间的理，谁也无法更改。在中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一些昏君暴政；而西方历史上，则出现了极权专制。这二者是东西方在各自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逆反机制，但它们的表现与危害却不尽相同。
传统中国的昏君暴政多体现为反道德，往往是君王昏（暴）于上、佞臣跳（贼）于下，二者沆瀣一气败坏朝纲，由此带来暴政，殃及万民。西方的专制极权则体现为权力的极端化、个人或某个集体意志的绝对化，对民众的控制与压迫制度化，由此而导致民权的萎缩与人权的灾难。相比而言，专制极权比昏君暴政的危害要大的多，中国历史上的昏君暴政大多好景不长，随着暴君的死亡或被杀而结束，强大的虎狼之秦不过十几年光景即土崩瓦解。而极权专制是从制度上着眼来控制人，所以危害持久；特别是欧洲中世纪时的教会专制，以神圣信仰的名义行教会专权之实，使欧洲度过了一个暗淡无光的千年岁月。而在同时期的东方中国，则是何等的灿烂辉煌，文明的余光照耀千秋。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政治的异同，其实人类的政治是多元的，仅仅用民主与专制来判定一个社会的政治架构是不全面的。而今天的许多人则把西方的一套政治理论当作了万能公式到处套用，所得结论只能是非驴非马、远离真相。政治是一种生态，生态是有层次的，用低层次的政治概念来定义高一层次中的政治生态，是永远也无法说清的。把传统中国的五千年政治文明扣上了一个专制的帽子，除了能羞辱我们的祖先之外，只会被邪恶者利用，到头来羞辱的就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传统中国人没有人权概念？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西方会有人权概念？传统中国人没有人权概念不等于没有人权，更非是不要人权，在他们的观念里，道德是衡量一切的。西方之所以有人权概念，一方面是政治心理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专制政权带来的人权灾难。在传统中国虽然有过的暴政带来的罪恶，但却从没有过制度化的人权迫害，当鞋子合脚时，谁还会惦记鞋子的存在。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多数人政治，人数的众多并不能代表其符合正道，它是人心普遍滑落至物质境界后的一种风险最小的政治架构。而在人类道德总体上维系在一定高度的社会，民主或君主并不重要，遵不遵天道、守不守道德才是问题的根本。在传统中国，人心是很简单的，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向德高之人看齐，尊贤、礼贤、求贤、育贤、用贤成了国家政治的关键。我们也可称之为贤人政治。为什么中国能领先世界五千年，就是因为在传统中国是一群修心齐家的君子（士人政府）在引领国家的方向，而皇帝只是政治首领而非专制君王。
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在的种种通讯手段与媒体工具。文字的传播是相当不易的，要在一个庞大广袤的国土上搞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根本是不可能的。科举发明以前，中国也搞过一种以人的德行为考量标准的选举制度（举孝廉），由于其效率太低而逐渐废止，被公平的科举代替，使得政权完全对社会开放。民主政治能在西方产生，也是因为当时的西方国家多是小国，有的只是城邦国家，地小人少，所以才能使其成为可能，而专制政体也容易在这些小的封建国家里得以发生。
现代社会，物欲泛滥、情伪万丈、人心复杂，政令法律多如牛毛。而古人没有今天这么复杂的人心、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的社会生态。那时经济是简单的、社会的静态的、人心也是单纯的，很多人终其一生也不会与政府打交道。象今天这样庞杂的政治条文在传统社会里是没用的，在道德衡量一切的社会，规范多写在人心里。君不见中国社会的种种口号、条文、准则、法令写的到处都有是，人们不是照样胡作非为嘛；欧美虽然民主选举，不照样有一些政客与中共暗通有无嘛。政治的关键并不在于法令，而在于人心。在现在人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古人看来有的是不可思议的、违背天理的。现代社会，政治会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里，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思想意识去衡量传统社会，终难得其详。
当今中国大陆的共产政治其实是西方极权专制发展的最高阶段——邪教专制，虽然其某些作恶手段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权力斗争相仿，但在制度层面上与传统政治毫无关系。它承袭了欧洲君主专制与中世纪教会专制的精髓，并加入了现代科技手段与其党的邪教特色，将专制推向了极端，那就是从精神到物质、从经济到文化、从政府到民间、从课堂到社会无所不在的控制与附体。其表现为对人类尊严的彻底践踏、对道德人心的极度败坏、对社会环境的一贯摧残、对人类正统文化的灭绝、对腐烂物欲的疯狂崇拜、对人类生命的极端漠视、对崇高信仰的拚命诋毁……，其释放的恐怖能量能让一些远离它千里万里大陆人还心有余悸，这种政治本质上不是人能搞出来的，而是魔鬼在人间的表现。中共的官僚系统其实是一群被魔鬼蛊惑并绑架了的人，虽然表面风光，哪知来日凄惨，殊为可怜。
传统政治之所以没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人心的败坏而被抑制住了。为什么在民主强国林立的今天，能有中共这样一个邪恶至极的政权存在？这也是人类道德的败坏造成的。古人云：人心不正，为魔所乘。而中共政权的存在又加剧了人心的腐化，形成了一个恶的循环，它是理念的病毒、人类社会的癌细胞。中共政权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笔者看来，那就是预言中的“2012”，它们就是人类进入未来崭新纪元的生死大关。上天之所以把这样一个无孔不入的东西放进人间，就是为了在迷中检阅人心真正的高度，从而挡住那些不符合进入未来世界标准的人，陪中共一道走向毁灭。
人类政治从传统的道德模式到西方的民主模式，再到中共的邪教模式走过了一个循环，一切都已跌入谷底。旧的终将完结，在新的纪元到来之前，一场巨难必将降临，这是人类的劫数。中外的先贤们早就看到了这个结果，并留下的预言，只为启悟今天的人们。在亘古的迷局中，要不要中共、如何脱离中共、怎样摆脱中共的思想操纵就是我们走进未来的生死抉择，这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保命问题。也许“2012”不会在今年发生，但请你不要嘲笑先贤的智慧，上苍是慈悲的，但时间是有限的，无视天理的人只能是无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