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台湾的政治现状
一、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
——愚蠢，还是叛卖
黄蜂尾上刺，毒蛇口中牙，两般皆未毒，最毒暴政心；黄河九曲，乌江百折，亦难比中共之意曲折难测——中共暴政的政治阴谋之诡谲百端、凶残伪善，举世莫匹，冠绝古今。这既是因为中共的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基础的反人类性，也是由于当今中共权力意志的人格代表的变态心理。其实，当代中共官员凡能飞黄腾达者，必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官场阿谀逢迎术的心灵阉割，成为精神阉人。而胡锦涛竟成为中共权力意志的主宰者，中共政治的极端阴谋化、恶毒化趋势便不问可知。
中共官场中流传着一项轶闻：胡锦涛在西藏任书记期间，因其总是微笑如仪，和蔼可亲，甚至给人软弱的感觉。有一嗜酒如命的厅级官员认为其不像男人，一次乘酒醉之机，当面折辱胡锦涛，问之曰：“你为何不长胡子？”一九八九年胡锦涛头顶钢盔，手持武器，亲临街头镇压西藏僧人起义，这位厅级官员看到胡锦涛后，竟被吓得当场小便失禁——当时的胡锦涛与平时判若两人：脸色黑青如铁锈、目露凶光若巨蜥、神情阴冷似活尸。后来，胡锦涛上调中共中央不久，这个厅级官员便因胆病而亡。中共官场普遍相信，他的死是由于胆被胡锦涛吓破了。
上述中共官场轶闻，初听之时令我心摇神动——胡锦涛之阴沉可怖竟一至如斯，可使狗官胆破而亡。胡锦涛主持制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观之思之，其心机之诡诈，心肠之阴毒，相信铁石之人都会心碎胆裂。然而，马英九正在亦步亦趋，按照胡锦涛的统战阴谋的引导，走在通向政治黄泉之路上。与那个中共厅级官员不同之处在于，马英九不仅不知死之将至，因此毫无畏惧，反而鼓乐齐鸣，作凯歌行进状。却也可成人类政治史上的一道奇观。
那么马英九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笃定？是由于无知，还是因为他已经与胡锦涛达成叛卖自由台湾的共识——对此，我尚不敢断言。不过，马英九政府向中共的全面投降却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之所以称之为“全面投降”，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国防、精神价值各个领域，马英九政府都自宫自残，以应和中共统战政策之节奏。毋谓余言之过分，试看我历数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之斑斑劣迹如左。
（一），政治领域的投降。
政治领域的投降首先表现为马英九对“一中各表”的推崇。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的意志表述极端明确，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的这个表述至少有下列政治含义：其一，彻底否定《中华民国》作为政治主体和国际法主体的存在；其二，绝对肯定中共享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和国家谎言维护的政权是中国的唯一政治法律存在；其三，完全否定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把台湾人视为中共极权国家的政治奴隶。
可见，中共的“一中”表述根本无视《中华民国》，以及其宪法的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事实。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一中”表述，马英九的表述又是什么呢？马英九敢于作出针锋相对的表述吗？马英九有胆量这样说吗？——“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胆量或者没有意愿这么说，那么在中共取消《中华民国》的政治法律存在和否定台湾人民自决权的“一中”表述之下，马英九奉为圭臬的“一中各表”，只能意味着投降。理由在于，中共的“一中”只意味着中共专制的国家形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马英九由于在自己的表述中不敢否定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自然不能合乎逻辑地确认“一中”就是《中华民国》——既然只有“一中”，《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 不能并存，不共戴天的政治概念；企图通过所谓“各表”掩盖两个政治概念互相绝对否定的逻辑关系，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欺人之举。只不过，中共此时欺人是为了掩盖其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统战阴谋；马英九政府欺人是为了掩盖其向中共政治投降的真相。在中共气壮如牛，马英九政府胆小如鼠的情况下，“一中各表”实际只能起到为中共的表述张目的效应；马英九政府的政治投降，本质上乃是国家意志的投降。
政治原则上的投降必定产生具体的社会效应。中共陈云林访台时，马英九政府撤帜降旗的闹剧；中共小官张铭清因政治挑衅被撞摔一个政治跤，而台湾司法却要大张旗鼓为其找回“公道”的丑剧，都是马英九政治投降的社会倒影。
按照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规划，以确保国民党连任为前提，二○一二年台湾大选之后，应当立即开始中共和国民党两个执政党的领导人直接的政治谈判，并于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完成谈判，签订统一协议。请允许我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的所谓“统一”，其实质内容就是废止中华民国的国号、宪法、国旗；中共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权，则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控制台湾，台湾因此丧失为保持自由所必须的独立的政治人格，台湾人将实际成为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奴隶。
中共最高领导人同时出任国家主席已成定例。为保证中共与国民党两党领导人将来签订的“统一”政治协议同时产生行政权力的效应，中共希望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中共外交中现在便是如此称谓马英九；显然，虽尚未“统一”，中共已视中华民国如无物，视马英九为可以任意摆布的政治玩偶。
我们确实不知道马英九是否已同中共暗通款曲，或者双方只是心心相印，情意相通；我们只看到，中共略显欲闻弦歌之“雅意”，马英九便随即弦歌并呈——马英九已决意兼任国民党主席之职。无论真相如何，马英九此意此举恰恰应和了中共政治统战策略的需要。用偶然性能够解释马英九与中共之间政治举措上的和谐吗？
（二），经济领域的投降。
中共确定的统战步骤是，先经济统一，文化统一，然后再实现政治统一；经济统一的标志则是建立两岸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机制，从而使中共的经济体，成为台湾经济的主导，台湾经济沦为中共经济体的附庸；实际上就是实现中共经济对台湾经济命脉的绝对控制，台湾经济对中共经济体的绝对依赖的最终目的。
我们断言马英九政府已在经济领域向中共全面投降，是因为马英九政府所有经济意向和经济政策，都在为中共推行上述意义的经济统一大开方便之门。为实现以中共经济体系为主导的两岸市场一体化，马英九政府竭尽全力推进ECFA的谈判和签订，而且作贼一样进行暗箱操作，以躲避台湾各界对其的质疑；为实现以中共金融体系为主体的两岸金融一体化，马英九政府不仅酝酿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实施金融“全面开放”的政策。更难以容忍之处在于，马英九政府正通过散布与中共实现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唯一出路的意念，制造中共是台湾的经济拯救者的神话，进而摧毁曾经创造过“亚洲四小龙”奇迹的台湾的经济自信，并把摆脱台湾经济危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中共极权专制下的经济体。
摧毁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的自信心，把国家的经济前途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他人——这是国家的敌人才会作的阴险至极的事。在这个意义上，马英九政府正在做的，便是与中华民国为敌，与台湾人民为敌。最弱智的政客都会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是一个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如果丧失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任由国家的经济命运被一个怀有觊觎之心的强权所左右，国家的政治独立便自然丧失。对此，马英九似乎完全没有理解。他基本放弃开拓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努力，而只专注于兴高采烈地帮助中共，这个对中华民国和台湾人民怀有强烈政治敌意的政治存在，把经济绞索套在台湾的经济命脉之上——中共也从不隐瞒它的政治敌意；它向来公开宣称，它的目标就是要否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独立的存在。马英九政府的经济意向和经济政策，则正在为中共消灭中华民国的主权，以及台湾人民受到中华民国主权保护的自由，创造经济的条件。难道这就是马英九同中共交往要“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的价值归宿吗？
（三），国防与外交领域的投降。
在一个常常不会被真理说服而只相信实力的世界上，要想保持国家生存，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遭受难以承担之损失的强大国防实力；没有自卫能力者，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面对十余亿人组成的怀有深刻敌意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以弹丸之地能保持有尊严的强悍的政治存在，除了国家意志、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它拥有令强敌胆寒的国防力量，在于它的潜在的核武器国家的地位。
外交是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国际关系表述；放弃外交同放弃国际生存空间是同一回事。外交之战意味着政治之战和军事之战的序幕；外交休兵则应当以相互共同放弃国家之间消灭对方的政治意志为前提。
中共已经将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其内政与外交的战略重心。近年来，中共大力发展军事能力，在战舰、战机、导弹、核武器以及太空战能力各领域都有重大进展，已经取得对台湾的军事优势。尽管如此，中共强化军事能力的努力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上一年度中共军费升为世界第二，便是极具象征性的指标。
外交领域，中共作出一定的调整，即暂时中止策反中华民国的二十几个邦交小国，因为，这些小国对于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无足轻重，而把外交重心转向同美日的利益交换领域——通过在与美日国家核心利益相关的问题上的让步，换取美日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的外交让步。显而易见，中共的外交调整丝毫不意味着外交休兵，而是企图在外交领域对台湾一剑封喉。
中共强化军事力量，调整外交方向，近期的战略目标都直指用中共的极权专制统一台湾。可谓目标明确，杀气逼人。面对铁血强权如此凶险的威胁，马英九的政治反应，恐怕连中共都会暗中笑掉大牙。一句国防“不武”，复之以外交“休兵”，马英九尽显政治无知风采。看来，马英九在摧毁台湾的经济自信的同时，还要摧毁台湾的防卫自信和外交自信。
中共极权者不会被政治白痴愚蠢的善意表示感动，而只会被强大的力量和坚定的意志“说服”；台湾要想在铁血强权之前成功地卫护自由与独立，唯有一途，即在属于台湾的时间还没有干涸之前，重建足以震撼敌胆的强大武备，并同中共展开针锋相对的外交之战，向国际社会展示不自由毋宁死的意志。
马英九的国防与外交投降，是在自毁中华民国主权实力基石，是在自毁台湾政治独立的国际空间——马英九在以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毁坏卫护台湾自由的主权之盾。
（四），文化领域的投降。
用文化统一为政治统一奠定基础，是中共对台文化统战工作的总体目标。中共还为文化统一设立了两个主要指标，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面板湾主要媒体，基本控制面板湾社会的舆论导向；一是通过全面的学术交流和研究课题的高额资助，使台湾的学者整体上以大陆作为学术的基本依托，形成两岸学术整合的态势。
现在，中共文化统战工作的两个指标已经基本达到。众多台湾媒体沦落为中共统战宣传的喉舌；绝大部分台湾媒体表现出的舆论一致性，直追中共新闻检查制度严密控制下的大陆媒体。台湾的绝大部分大学学术研究的重心已移向大陆；经中共官方严格审查后发布的学术资料，成为相当一部分台湾学者的基本学术依据。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共已经通过对媒体和学术界的统战控制，实现了两岸在中共党文化意义上的统一；台湾的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正在死亡，只等中共享政治统一，为台湾的政治自由送葬。
对于上述情况，马英九政府不仅没有试图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从实质上保护台湾的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反而开门揖盗，对中共的文化统战在台湾显示出的社会效应，笑脸相迎，乐观其成。更有甚者，马英九政府的相关部门，竟准备允许台湾的考试中出现中共宪法的内容。殊不知，中共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人民必须服从的政治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难道马英九政府已经急不可待地要由文化领域的投降转向政治领域的投降吗？难道马英九政府已经急不可待地要让中共变成台湾人的政治领导，并让台湾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吗？
（五），精神价值领域的投降。
马英九政府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文化领域内的投降，最终都归结为精神价值领域的投降，而精神价值的投降则是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的起点。
人类虽然有物性的一面，但本质上却表现为精神的存在，人正是由于精神能力而理解自由，并超越万物，获得独立于自然史之上的精神的命运和意志的历史。在物质力量的意义上，中共现在比台湾强大；在精神价值，这个表述人类本质的范畴内，台湾却远比中共强大。因为，台湾所拥有的以主权在民原则为主导的民主制度，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精神自由，以人权理念为前提的法治，乃是与人性最深刻的追求一致的真理；中共的极权专制不过是“尸居余气杨公幕”，终将由于其反人性的致命弱点，而被历史埋葬。
然而，马英九自从加冕总统之后，在精神价值的领域竟然也像小媳妇一样，对中共暴政这个恶婆婆曲意逢迎，关爱周至，甚至在六.四血案二十周年的感言中，马英九也玩弄文字游戏，刻意掩饰六.四屠杀的反人类罪的性质，把六.四之血，当作取悦中共的政治口红。在与中共的交往中，马英九政府完全放弃台湾的精神价值的优势，背弃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台湾立国的理念，试图换来中共的经济恩赐。但是，用精神价值的投降换来的经济利益，不过是鸩杀台湾的自由与尊严的毒酒。
尽管马英九声言执政期间“不统”，可却也并不着力隐藏他对统一的情感认同。不过，关键在于，“统一”这一个概念之下，却有两种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价值观念的冲突——用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统一大陆，那是历史的进步，因为，那意味着大陆十五亿人摆脱了中共政治奴隶的枷锁，成为自由人；相反，用中共的极权专制统一台湾，则是历史的大倒退，因为，那意味着两千三百万台湾人丧失自由，沦为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奴隶。中共正运用它所拥有的全部力量，追求二○一二年以极权的中央政府的名义，统一台湾。这种意义上的统一，是台湾的大劫难。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正为中共实现上述追求而效犬马之辛劳，尽奴婢之心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乃是国民党权贵阶层全面投共的政治反映。在中共的统战之下，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权贵的利益已与中共暴政血脉相连，他们个人或者家族利益的主要支撑点已经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当台湾的现任众多高官其家族都在大陆有巨大的工商利益，马英九政府又焉能不降。
约一个半世纪之前，英国兵锋直薄广州城下，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坐守愁城，“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终被俘，自尽于异国，史称“六不总督”。现在中共统战阴谋直逼台湾，今日之总统马英九却以声称“不统、不独、不武”，即什么也不做应对之，可谓“三不总统”。“六不总督”与“三不总统”，隔时间之长河与空间之海峡遥遥相望，相映成趣，倒也可成一段历史典故。
二、民进党的狭隘
——理想主义凋残的悲剧
民主进步党曾是理想主义的政治之花。台湾也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民进党；千禧年民进党万众拥戴，昂视阔步走进权力的圣殿，意味着理想主义的胜利。民进党执政八年，把台湾的社会自由推进到世界前列。这是民进党对台湾作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酉潭因此而将陈水扁称为台湾的“自由先生”，乃是代历史立论的公允之言。
然而，曾几何时，理想主义的政治之花便凋残于权力的圣殿之上。胜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与坚守，败于理想主义的凋残——这将成为民进党永远不变的宿命。二○○八年的败选，表明台湾人民在痛苦的失望中，收回对民进党的理想主义的信任；国民党的胜选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魅力，而是由于民进党政治魅力的枯萎。
对于民进党，丧失政治理想主义，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时至今日，民进党仍然迷失在理想主义丧失后的精神阴影中，作苦苦的思想挣扎。这种思想挣扎就表现为民进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进退失据，首鼠两端，捉襟见肘。现就选择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两个分述如下。
（一），陈水扁问题。
由于陈水扁曾被视为台湾政治理想主义的象征，所以，陈水扁及其家族利用公器实施贪渎的事实，是血淋淋地插入台湾人心头的一根柄利刃；这个伤痕一日不痊愈，台湾人就一日不会原谅民进党，并恢复对其的理想主义的信任。
陈水扁事件 曝光之后，民进党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而这两种态度都与政治理想主义南辕北辙。其一是急于通过与陈水扁切割的方式，推卸民进党对其前党主席的罪错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这种态度既愚蠢又狭隘。说其愚蠢，是因为其试图推卸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其狭隘，是因为陈水扁与民进党的关系已成不可更改的历史，通过抛弃陈水扁挽救民进党只是庸人的小聪明。对待陈水扁事件的另一种态度则表现为不分大是大非，不辨原则对错，无视陈水扁家族贪渎的事实，一味挺扁，真不怕伤透了台湾民众的心。这种态度亦是既愚蠢又狭隘。愚蠢在于不承认，或者不敢面对陈水扁家族贪渎的事实；狭隘则在于以私情取代公理与正义，似乎要民进党，这个民主社会中的政党，这个对台湾负有重大政治责任的政党，变成“哥儿们义气为重，兄弟情谊为先”的江湖帮派。
陈水扁事件确是民进党的重大危机。但恰如尼克松所言，危机意味着危险中存在机会。只要克服危险，抓住机遇，就能重新赢得命运的主动权。民进党如果是一个具有政治理想主义道德操守的政党，处理此种危机的原则应当极其明确：第一，不是与陈水扁切割，而是主动承担民进党对其前主席罪错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向全体台湾人谢罪；第二，就民进党及其领袖在权力腐蚀下的堕落，进行真诚而深刻的反省，公布反省的思想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民进党之魂——政治理想主义的道德操守；第三，在以党的名义敦促陈水扁向台湾人民真诚谢罪的同时，对于来自国民党，或者其它政治势力企图借机进行司法迫害的行为予以揭露，并坚决反制，依法保护陈水扁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
正确的选择往往简单而明确，但民进党在陈水扁事件上就是没有作出正确选择的政治能力。民进党员在盲目切割和盲目挺扁两个极端之间分裂，民进党中央对陈水扁危机却态度暧昧，欲言又止，一副没有政治担当的小男女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对陈水扁事件的态度暧昧不明，可能比陈水扁家族贪渎本身，给民进党造成更致命的伤害。
（二），如何对待中共的问题。
理想主义的凋残必然导致两个相互补充的后果，即以整个人类为参照系的广阔政治胸怀的丧失，以及眼界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生成。目前，民进党正处于这种状态中。民进党至今还没有从选举大败的心理震荡中恢复过来。在众多民进党人政治实用主义的狭隘视野中，国民党几乎是唯一的政治存在，当然，也是唯一的政治噩梦。由于民进党中央没有能力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范畴为背景，对台湾的政治前途作出规划，民进党的议员和其它社会活动家常常只能通过对国民党的执政方式提出凌乱琐碎的异议，来体现自己存在的政治价值。
基于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制约，民进党甚至没有能力，也没有真正的兴趣，越过台湾的政治生态圈，去注视站在国民党权贵阶层身后的中共，更不要说看清中共的统战阴谋正在酝酿台湾命运的大劫难。虽然民进党也逐渐表现出一些关注中共的意向，但那种关注最终还是落在同国民党进行选票竞争的狭隘眼界内。从整体的角度看，民进党对中共了解之不真切，连隔靴搔痒都谈不到，遑论以清醒的预见性，去制定引导台湾应对正在逼近的命运大劫难的国策。
在遭受重创之后重建政治道德形象，以及于台湾危难之际制订战胜凶险命运的国策，这两件事关乎民进党未来的政治生命。可是，由于政治理想主义的凋残，在这两个领域内民进党均少有建树，甚至无所作为。不过，民进党自身的政治危机并非自今日；从二○○○年起，民进党的政治理想主义便受到权力的侵蚀——得到权力，却丧失政治理想主义的道德情怀和宽广的政治视野，这正是属于民进党的悲剧。
当年台湾人用选票把民进党送上权力之巅时，台湾人在民进党身上寄上无穷希望。人们希望民进党能够重建社会公平与正义；能够政治清明廉洁，扫荡国民党时期的黑金政治；能够以自由独立的理念，引导台湾走上强国之路。可是，民进党执政八年，给台湾人留下的却唯有失望。
国民党党产是台湾社会缺乏公平与正义的标志；创建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从清理国民党党产始。虽然有张清溪教授等良知知识分子对清理党产问题已作出充分的学术研究，可执政的民进党却在清理国民党党产问题上，很少实施具有实效性的政治或者法律措施。
对肮脏的政治与腐败权力的厌恶，导致台湾人对国民党的厌恶；人民希望民进党能让台湾的政治和权力变得干净。尽管陈水扁家族的贪渎是其卸任后才揭露出来，不过，自台湾第一家庭开始贪渎的那一日起，台湾社会就必定开始受到潜在的毒害，人们凈化政治和权力的希望也必定开始黯淡。
通过独立建国以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尊严——这是民进党的政治理想，也是其政治之魂。然而，成为执政党之后，民进党的一些政客不再把独立建国视为崇高的政治图腾和神圣的政治事业，而是当作同国民党进行选战的厮拼打闹的说辞，甚至用以挑拨撕裂族群的情感，从而使独立建国的理念变成各种竞选中的政治表演，变成政治T型台上展现身段的政治“明星”的外衣。
独立建国的理念从政治理想主义的高度，堕入以赢得选票为原则的实用主义政治的狭隘范畴，民进党的政治沦落也就开始了；胜选是为保住权力，但试图用背叛政治理想主义的方式保住权力，最后只能被权力抛弃。
对于任何族群，独立建国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同时也是艰难的政治事业——需要超群的智慧、坚定的意志、周密的筹划、长期的准备、艰苦的拼搏才可能完成的事业。然而，执政八年，陈水扁并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创造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条件，使独立建国的理念更加接近现实，相反，只是偶尔发出几声语言的挑衅，把一个艰难的政治事业浅薄化为口舌之争。
常有人以种种遁词，诸如议会不占多数、美国不同意等，为民进党执政八年政治上的无所作为辩护。不过，这些辩护不会被历史接受。因为，历史的指责不是针对结果，而是着眼于过程——民进党并没有以执政的政治优势，用独立建国的理想，引领台湾走上光荣或者悲壮的命运之路。更何况，没有努力的过程就不可能有结果；看似不可能达到的结果，又常在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实现。当年为在强敌环伺之下保持国家的生存，以色列的政治家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果断地使以色列获得潜在的核武装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构成以色列生存安全的最重要的军事依据，同时美国最终也接受了这个他们曾反对的现实。可见，以色列政治家事前的判断充满睿智，即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国家利益需要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存在，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对美国唯命是从但却软弱的以色列；没有能力自立自卫的以色列终将被美国抛弃，强大的国家实力是以色列得到美国支持的前提。
很可惜，陈水扁不但没有卢武铉自裁以谢国人的源于道德的勇气，也没有以色列政治家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视美国意愿的源于智慧的勇气。他执政期间太把美国当回事，不敢把台湾独立建国的利益真正置于美国的意愿之上。结果是美国反而不把他当回事，视其为“麻烦制造者”，并同中共连手，使其家族贪渎的罪证浮出水面。
现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阴谋已如黑云压欲摧之城。由于民进党八年执政在强国强军上鲜有作为，也由于当前国民党政府的全面投降引发的台湾从政治意志到国家实力的全面弱化，属于台湾自由命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属于民进党的时间也不会再有另一个八年。要想再次崛起，民进党必须在重建政治道德形象和制订应对大劫难的国策这两个领域，都重新赢得台湾人民的信任。只是不知民进党中是否还能涌现出天纵英才，重造政治理想主义，重新赢得人民的道德信任，并为台湾的自由赢得时间。
三、民众的茍安心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以色列有一道闻名于世的“哭墙”。那是古老岁月中入侵者焚毁的宫殿的残垣断壁。现在，重新建国的以色列早已成为地中海畔坚如岩石的政治存在，但以色列人却依然常在“哭墙”之下，用泪水和悲泣，回忆千年亡国的哀痛和重新建国的艰辛。那“哭墙”下飘散的泪水和摇曳的哭声，恰是回荡在以色列人心灵间的忧患意识。以色列的强大与安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普遍的忧患意识。
返观台湾，尽管中共从未停止宣示要用其专制政权控制台湾的政治意志，也从未停止用战争威胁或者统战活动的方式，紧锣密鼓地为实现其政治意志作急不可待地准备，但是大部分台湾民众却处于一种奇怪的无忧少虑的状态，对中共欲控制台湾的政治阴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善良的台湾人似乎只按照一种最简单的逻辑，对中共的行为和自己的前途作出判断：我们台湾人又不去伤害中共，中共也就不会伤害台湾。
然而，生活常常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历史也往往不会按照看似合理的逻辑运行。中共对台湾的战略，并不是由台湾的态度决定，而是基于极权政治对危险的认知，即，中共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大陆广大民众中的政治示范作用，已形成对中共专制的致命威胁，而消除威胁的根本办法，就是借统一之名，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就是善良的台湾人难于理解的中共极权专制者的政治逻辑，而这个逻辑正主导两岸关系的前途。
普遍的茍安情绪在台湾社会中弥漫，使得大劫难变得更加难以避免。对危机的警觉是应对危机的前提；茍安情绪之中只有对危机的麻木不仁，对平安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台湾社会在茍安情绪中昏昏然沉睡的如此之深，以至于少数智者对大劫难的预言，似泥牛入海，激不起惊醒的波澜。
此次大劫难事关台湾自由的生死存亡；此次大劫难源自一个获得巨大经济能量的铁血强权。台湾又一次被迫面对无可避免的冷峻的命运挑战。而战胜大劫难需要坚硬的国家意识、不自由毋宁死的良知、同凶险的命运决死战的意志、用血与生命卫护独立与尊严的勇气，同时还必须有源于大智慧的战略构想和策略设计。但是，普遍的茍安情绪却使战胜劫难所必须的一切都成为不可能。一厢情愿的对和平生活的幻想，侵蚀了台湾的政治意志，自由激情和勇敢精神，也消融了台湾洞察命运的智慧。扫荡危及台湾自由的茍安情绪，首先是台湾政治活动者的责任。可悲可叹之处却在于，绝大多数台湾政治活动者竟应当对茍安情绪的产生和蔓延承担责任。
中共享统战活动编织出对台湾一往情深、善意如海的骗局，来掩盖其政治阴谋的战靴在暗夜中踏出的铿锵声。国民党政客则抓住每一次政治表述的机会，让台湾人相信中共善意的真实性；马英九不仅把中共描绘成台湾经济的拯救者，更企图证实中共也将给台湾以国际生存空间的谎言。国民党正在散布一种荒谬至极的逻辑，似乎中共暴政，这个剥夺十五亿中国人政治选择权和精神自由权的极权专制最后的巴士底狱，这个把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发挥到极致，以维护权贵特权利益的政治黑手党，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寡廉鲜耻、且腐烂至极的贪官污吏集团，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具有上帝般无私情怀的政治慈善家，它不仅要施舍给台湾经济繁荣，还要给台湾带来和平与安全，而为得到这一切，台湾所要作的，只是“不统、不独、不武”，即什么也不作，经济繁荣以及和平与安全就会从天而降。国民党权贵真是利令智昏达于弱智的程度，他们竟不懂极权专制从来不可能扮演政治慈善家的角色，世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共追求的不是“不统、不独”，乃是“必统”，而且要以中共专制的名义统一台湾，即台湾眼前得到的经济和其他利益，必须以台湾的自由与中共相贸易；而失去自由之后，台湾也就将失去曾经得到的一切，因为，专制控制下的政治奴隶，连命运都不属于自己。
国民党权贵有意散布茍安情绪，根本上是为了在台湾社会缺少警觉的状态下，以最小动荡的方式，将台湾的自由出卖给中共极权专制，从而换来自己家族的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与之同时，某些民进党政客的意识也成为台湾社会茍安情绪的另一个来源。之所以如此，则主要是由于这些民进党政客对中共政治的基本无知。他们的无知就在于试图与中共进行一种政治交换：只要中共不干预台湾独立，他们对中共在大陆摧残人权、践踏自由的种种恶行就愿意闭目塞听，不予理睬。且不说这种政治交换本身就不是一个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立党之本的政党应为之事，只就实际可行性而言，也表现出对中共的无知。中共所要的，是通过控制台湾，一劳永逸地消除台湾民主在大陆民众中的政治示范作用对中共的威胁；中共所要的，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将其统治的权威置于台湾政府之上，以凯旋者的资格，对中共与国民党的历史命运作最后的结论。所以，民进党根本就没有同中共进行政治交换的资本，除非民进党也步国民党之后尘，走上背叛与出卖台湾自由之路。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听到有民进党人士想作上述政治交换的情况汇报后，语带讥讽地说：“这些民进党人真是天真的可爱。不过可以继续同他们谈这个话题；让他们有一点儿幻想也好，有幻想就不清醒，就可以为我所用。只要我们的同志目标明确，头脑清醒，不对他们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能够使我们的统战工作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无论何人，从贾庆林的这段话中都可以得到一个深刻印象，即同中共老谋深算的狡猾政客相比，某些民进党政客天真得像处男。然而，这些“政治处男们”同中共作政治交换的幻想，却潜移默化地强化着台湾社会的茍安情绪。当然，也有一批民进党人意识到来自中共的威胁，并试图向台湾人发出警讯。但是，他们却又缺乏对政治概念进行政治战略和策略分析的能力。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中国”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一个是数千万人构成的中共官僚阶层，一个是十余亿大陆普通民众，这两个概念天然处于对立状态；对台湾自由的威胁，来自中共官僚阶层，而不是大陆普通民众，大陆普通民众最多只是中共享专制暴力挟持的人质——大陆普通民众实际处于政治奴隶的地位，而政治奴隶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又怎么能决定台湾的命运。
由于缺乏进行上述基本区分的政治认识能力，这部分民进党人的警讯只能笼统地把中国当作危险之源。如此一来，不仅愚蠢地把十余亿本不是台湾敌人的大陆民众置于敌对状态，更模糊了危险的真正来源，因而使其警讯缺乏只有真实准确才会产生的震撼性。显而易见，愚蠢而又不具备震撼性的警讯不但不可能让人惊醒，相反会使社会的危机意识变得更加麻木。
一个族群的政治家的责任之一，便是对威胁族群政治安全的危险提出预警，并设计和实施克服危险的政治方案。台湾的政治人士群体却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国民党故意掩饰危险，民进党则缺乏有效预警台湾社会的政治智慧。社会中另一个对此负有责任的阶层，是被称为“民族智能之镜”的知识分子。然而，世俗化和物欲化的重重污迹，却使台湾的“智慧之镜”变得模糊不清；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灵迷失于世俗的享乐，腐烂于物欲的追求，早已冷漠了自由的激情。自己都丧失了对自由的热恋，又怎么会有激情为台湾的自由而奔走呼唤，惊醒社会。
台湾知识分子中自也有风清月白、聪慧睿智之士，他们确也清醒地认识到台湾正处于大危险之中。但是，面对台湾社会昏昏然、熏熏然的茍安情绪，他们所作的，往往只是长太息以扼腕，心痛楚而黯然。对于这些朋友我愿不揣冒昧，以进一言：命运不会被心疼感动，历史也不相信叹息；命运只可能被艰苦卓绝的努力征服，而可能感动历史的，常是绝望中的奋起——知不可为便不为，非英雄的选择；知不可为而为之，纵然不成，也可免千古遗恨。
四、简要结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乃百代真理，千古明训。如果说知耻近乎勇，那么知忧则近乎智。然而，当今之台湾，国民党权贵兴高采烈地从全面投共中寻求幸福的归宿，民进党在自身的政治危机中苦苦挣扎，民众则在茍安的幻想中得到安慰。大劫难逼近之际，又有几人为台湾的自由而忧心如焚？台湾的高山激流，云海花影应为这种情况而悲怆。
“生于忧患”之忧，非“杞人忧天”的愚人之忧，而是智者之忧。愚人之忧，魔由心生，幻影重重；智者之忧则必以纷繁复杂的表像下之客观事实为基石。撕裂中共统战活动的骗局，越过国共两党共同营造的两岸“互利双赢”的假象，人们便可以看到，中共把自由的台湾关入极权铁牢的政治阴谋和实际行动，犹如古代行刑队血淋淋的屠刀一样真实。
智者之智不仅在于洞察忧患之源，预见劫难，更在于将智者之忧，转化为社会之忧，大众之忧。唯有如此，人们才能从忧患中奋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思广益，战胜劫难。不过，说服公众往往比洞察真相困难得多。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事实，然而，真相即使被无数次的表述，有时也难以唤回公众那一颗颗迷失在谎言中的心。我曾有言，“美是艰难的，自由是艰难的，高贵也是艰难的。”现在看来，让迷失于谎言中的公众理解真相，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更艰难。但，我准备承受这种艰难；我书写本书就是在承受述说真相的艰难。
有好奇者或许会问：袁红冰，你一个与台湾素无渊源的人，为什么要费心表述关于台湾大劫难的真相？对此一问，我愿答曰：我，一个从天雷撕裂的苍穹之巅走入世间的自由的心灵，以自由为我的信仰，为我的宗教，为我的神；值此台湾自由面临大危险的时刻，我自然不能置若罔闻。
昨夜，风急雨狂，我于梦中听到以色列“哭墙”之下，悲声如歌。不知有谁愿与我一起，在善良的台湾人心灵间也筑起一道“哭墙”；我相信，当属于台湾的忧患意识在那心灵的“哭墙墙”间飘荡而起时，台湾的自由或许会得到命运的赐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