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妈！”我已经整整20年没有这样呼唤过了。就在我20多岁，大学毕业以后，每当叫起“姆妈”，我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一声“姆妈”的呼唤，会得到多少爱抚与温情。
可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呼唤了，因为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带着浑身的伤痕，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头发的阴阳头，怀着无穷恐惧、满腔悲愤、疑惑和对五个子女命运的牵挂与无穷的思念与留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师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后来又被一些人扔到了大卡车上，和许多具同样遍体鳞伤的尸体一起，被送到火葬场火化。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也不许亲人最后送别，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完整的遗物——能打碎的红卫兵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能抢走的都抢走了，……可是姆妈给我们留下无数美好回忆和做一个诚实的人，像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荷花的教导却又怎能打碎；姆妈的朴实、高洁、自尊与独立不羁的品格又怎能毁灭。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初期，首先触及灵魂与皮肉的是我的哥哥(中国农机化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和刚由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成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二院技术人员的我，我们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当时绝没有想到年迈退休、与世无争、年近七旬的父亲(1948年随地下党员廖运周同志为师长的国民党110师起义后，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和母亲(一生作教育小孩的教员，1955年从上海市妇联托儿所退职)会遭到不测。
父亲是起义军官，1985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发出武字第299号起义人员证明书：“姚剑鸣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于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参加起义，特此证明。”但是，父亲在起义前是国民党军需处长的历史，使我们全家日子的好坏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了。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时，我们的日子同全国人民一样相当好过，像解放后我们五兄妹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保护下经过自己努力，都进入了名牌大学，分别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哥姚监复)、南京航空学院(二姐姚一平)、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三姐姚山平)、北京航空学院(四姐姚南平)和中国科技大学(小妹姚蜀平)毕业，分配在研究院所和大学作技术和教学工作。但是，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的命运就相当悲惨。
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北京城的8月，“出身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高悬在头上时，我们开始感到心悸，预感乌云将至，剑将落下。当时北京市大轰“黑五类”离京，远在锦州部队研究单位工作的三姐来信说，父母不能走，因为他们不属于“黑五类”。我们也用党的一贯政策衡量，党和政府一直按起义军官看待他们。退休后公安局还批准把户口迁来首都落户，农机院还分给房子住，当然不应算作阶级敌人或“黑五类”。可是，当北京市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时，敏感的哥哥带着被打得又红又紫的双臂偷偷来到大姐家，向离开农机院宿舍暂住在那里的父母提出劝告，他预感到灾难的威胁，恳求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单位，认为父亲从1949年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的原机关最了解他，相信湖北省建二公司的党组织知道在部队起义后，是作为110师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父亲把廖运周将军的夫人、女儿和其他起义军官家属转移到解放区等事实，可能在这个时候回到武汉较为安全。母亲想想，默默点头同意了。可是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端起一个方凳，极为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忿忿地喊：“我走！我走！我连累了你们！”我们只有沉默，把命运的选择留给他们自己。晚上，我和哥哥必须赶回机关，准备接受批斗，母亲拖着她那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留下后遗症的跛腿，深情地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她抚摸着哥哥被打伤的又红又紫的胳膊，像她一生遇到突发性危难时一样从容镇定，没有抽泣和哭喊，真情、坚决、清晰地说了一句话：“我到时候是会自己解决的……”我们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么会冒出这句无头无尾的话，但是心里有些难过，更不会想到这句话就是她决心坦然地勇敢地面对厄运的最后遗言。
次日，父亲执意要回农机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但是一去就不复返了，据说由地兴居的居民委员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扣住了。母亲见父亲不回来，急得一夜没睡好觉，第三天的早晨，天一亮坚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复返了。下午我给大姐打电话，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我满怀疑惑地立即赶到了大姐家，她告诉我，给母亲住处打电话(走廊上有个居民委员会的公家电话)，不是邻居喊“姚大妈”的声音，而是居民委员会的人接的，凶极了，根本不准母亲接电话。一定是情况不好，所以不要我回母亲处。过去，每星期六，单身的我都回家陪伴双亲过周末，虽然这一天又是一个星期六，而我是不能回家了。后来，父亲说，当时在鞭抽棒打时，他和母亲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担心小女儿这时回来。晚上，我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干着急，苦熬着，突然穿军装在部队工作的四姐姐急匆匆地闯进门来，告诉我们：她刚回了农机院地兴居宿舍，一进大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正在开斗争会。红卫兵没有拦住这个穿军衣的女解放军，但是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但是很严肃而坚决地对她说：“赶快走！赶快走！”我们心里明白，父母极可能是在斗争会上，否则用不着叫姐姐走。三姐妹在焦急中从傍晚苦熬到清晨。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想等哥哥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的大问题，哥哥应该设法再从“监督检查”的看管室中溜出来共同商议。可是，又是一整天，从早到晚，渺无音讯，父母那边更是不知实情，又不敢轻举妄动，真是心乱如麻。后来才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两个农机院的红卫兵押送给地兴居外馆中学的红卫兵，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反革命分子姚监复”，他和被抓去打得背上体无完肤的父亲分开来进行残酷斗争。直到半夜12点，农机院红卫兵乘着卡车来，一看哥哥还活着时，大骂：“他妈的，老子来收尸，你还活着！滚回去！”只是由于一位中学红卫兵的头脑清醒，认真思考了哥哥在残酷拷打后拒不认罪的答辩：“我有什么反革命罪行的事实？如果他们告诉你们具体事实，你批斗，我认罪。如果没有事实，只挂一个牌子，就斗死，会不会有人借刀杀人？”因而，没有斗死哥哥，他捡了条命在卡车上跪着“滚回”农机院了。这样的一天，他怎么还能见我们？
星期一，我必须去机关上班，参加批判会，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的教育。正是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匆匆向家里赶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妇女，她边走边强忍着哭泣，这位看上去是高级知识分子夫人的痛苦脸色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惊慌和担心。
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搂，扑入眼帘的是一走廊的人群，紧紧围在筒子楼厕所对面父母住的一间小房子门外。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上，执行守卫任务。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
我进屋一看，心像被刹那间扔进了冰窖，全身都缩紧了。啊！这是什么景象啊！
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器物！从三姐由苏联带回的手风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从书报到衣箱，从我放在父母处的每月工资的银行存折到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统统地抄走了。15平方米的地面上，满满地覆盖着那些被撕碎、被打烂、被砸坏了的东西，我的一生从没有见过比这15平方米更加凌乱、更加凄凉、更加沮丧、更加惨痛的地方。我的哥哥、姐姐都先来了，他们蹲在地上翻着、拣着，我也随着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似乎被千军万马践踏、蹂躏过的15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着，实际上我们不敢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神，怕充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怕哽咽在喉咙里的哭声哇的一声爆发出来，都低下头来凝视地面。当我们翻出半张还能看到父母和参军的姐姐们的军装照时，盯着我们行动的外馆中学的红卫兵立即把这些撕得粉碎的照片抢过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们又从乱纸堆上发现能留下父母墨迹的半张信纸时，又被红卫兵夺过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纸。在我们兄妹低着头忍着悲痛在地上翻着、门外堆着几十人在看着时，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但是现实的因果关系的无情事实使我自从那天以后，一看见这种类型清秀的脸庞，就会想到难忘的15平方米地面，而不自主地会有种要呕吐的感觉。
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即我们的母亲)死了，现在第六人民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的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我的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绝不能哭！哭会带来大祸。我深深地低下了头，翻弄着地下的破碎纸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强忍着，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更惨，胸前还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大黑纸牌子，实际上他只不过贴了农机院领导的几张大字报。他立正站着，旁边还有两个农机院红卫兵押送着、监管着。到了这个时候，哥哥还没有失去冷静，提出了一个我们正想追问的问题，他似乎忘记了脖子上“反革命分子”牌子的分量，眼睛盯着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向他们报告死因。”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这位清秀的很年轻的女孩，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我们心中非常明白，母亲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在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当时是去派出所销户口的书面凭证，今天可送给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派出所的警察在哥哥注销母亲的户口时，不想问死因，而按照红卫兵要父亲“滚出北京、回农村老家”的“勒令”，哥哥要迁出父亲户口时，反问：“要把姚剑呜的户口迁走吗？”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到这间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里，拨开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这还是父亲退休后从武汉带到北京的)放在水泥地面上，费了大劲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的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他背上的几道深达1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疼，只关心他的五个子女和陪伴他34年的苦命妻子怎么样。我们嗯嗯应着，把一包破棉花当枕头，扶着父亲慢慢地躺下来，睡在地面上的武汉棕绷床板上。买了一些点心给他吃，他也不知道多少时间只挨批斗，没有进食了，据说几天中只有一位胆大的好心的邻居，烧过一点稀饭给他吃过，他没有心思和口味吃东西，而是不断地反复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骗他又不是骗他地告诉他：“姆妈在第六医院。”他还关心着更可怜的母亲：“她还在医院吗？”看见父亲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断地喃喃自责：“我害了你们！我害了你们！”谁也不忍心告诉他真情，只是嗯嗯地答应着。我在静夜里亲耳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的是在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里“打麻将”，而来的人、谈的事他是心里有数的，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辑的市委负责干部送到下关轮船码头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讲话的资料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他还给一些离家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朋友的生活困难的家属予以经济接济，从未想过再要什么报答，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工作，起义后转移家属，将全师军用物资按廖运周密电发往准备起义的张轸部等等。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如果他天上有灵，知道刘少奇主席、彭德怀、陈毅、贺龙元帅做的好事之多、功劳之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命运之惨，对自己的“做多少好事也没有用”的哀怨就会找到更多的知音和共鸣了。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接受批判，无法自由行动，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然后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头恶狠狠地问我：“怎么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红卫兵的答案说：“高血压。”他说：“嗯。一会儿火葬场来车。等着吧！”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走，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在一边……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仲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的最前面。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是他杀？是自杀？不知道！至今不知道！！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正在我处于极度恐惧和悲恸不已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吼叫：“是斗死的！什么高血压？是斗死的！”我被吓得一下子从踏板上蹦了下来。面前站着停尸房的那位恶老头儿，正气势汹汹地向我咆哮。突然间，一股怨恨从心底升起，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一改几天来的低声下气，我竟然也跳起脚向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怎么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我去问谁！？你说，我去问谁？……”本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从一只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变成像一只要张口把他吞下去的野兽，恶老头没料到这一手，竟往后退回去了，同时嘴里还不断地咕哝着：“什么高血压。斗死的！”
我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运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我在运尸首的灵车远远逝去以后，立即转身向火车站奔去，想最后见父亲一面——这果真是最后的一面。我在月台上找到去武汉的列车时，父亲已坐在车厢里，他傍着窗口低声地亲切地唤着我的小名，深情地嘱咐我：“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隐含着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绝望，似乎已将他的父辈保护人的责任转交给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强忍着泪默默地点着头，凝望着他。车窗外，我们旁边是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像我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车上的一对落难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他们的孙子、孙女，来送被轰出首都，和父亲一样被遣送回原籍的他们的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没有来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击。我们这些命运相同的天涯沦落人，都在强忍着眼泪和悲痛，都有无数想说、要说的话，但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说。在站台上沉重的沉默的哀伤气氛中，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我最后在车窗外面对父亲喊出声：“爸爸，保重……”我随着慢慢驶离北京的车厢向前走着，死劲盯着是生离但不愿是死别的父亲的眼睛，在父亲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闪着惊恐、胆怯、忐忑不安和为我们担心的神色，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终生不会忘记的最后的印象。
走出火车站，我仍然赶回到那间似乎已被千军万马报复扫荡过的15平方米的小屋里，这里曾是我的父母亲住了3年的温馨、亲切的自己的家，现在，我孤单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废墟之中，悲愤、怅惘、茫然……我不期望还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纪念的遗物。小屋散发出阴冷、混浊、悲惨、凄凉和恐怖的气息，似乎还能依稀看见在毒打、逼供时的母亲，她宁死不屈，绝口否认诬陷她是什么“特务”之类的不实之词，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运忍受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整个漫长的文革期间，任何专案组拿不出一句母亲招供的话来打击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护全家免遭最恶毒的毁灭性的打击、挫败了企图从66岁老妇人打开缺口承认是“特务”，再炮制星期天与子女聚会是“布置特务任务”的恶毒计谋。她只是一个善良的，纯洁的、普通的小学教员和像普天下同样热爱子女的母亲，只是从小就懂得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洁的白莲花。
我不敢在这间失去了温情，却充满了杀机与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我环顾四周，还有一件血衣和一个破木盆是没有被完全撕烂，砸碎的。这件从父亲身上用酒精与伤口剥离开来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没有胆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不论谁再开门走进来或者任何人走过这间房门口，都会看到这件血衣，都会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后，我提起扔在墙角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盆，这是母亲从南方带到北京的红漆脱尽了的旧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一件历经劫难尚能保持原状的家具。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永远离开了这间终生难忘的小房间。
我回到了大姐家，把母亲用过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边，尽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脏又疲倦的脸。当我抬起头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那张麻木而毫无表情的面孔，从我的眼光里又看到了与母亲死别、同父亲生离也或为死别的悲痛情景……我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我的两肩不停地抽搐着，强忍了一整天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在屋后小山上的松林中长眠着我们的祖母、他的母亲。在寂寞、孤独、胆战心惊中他极为痛苦地生活了两年。他无时不牵肠挂肚地惦念着仍在被批斗、下放和不断接受再教育的五个子女的困难处境和未来命运。他终生自责：“是我害了你们！…‘在30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帮助逃出南京虎口的党员对我说：‘你的孩子多，加入组织危险，不入党也能做很多工作帮助党。’但是，最后我还是给全家带来了灾祸。”他也深深地向我叹息：“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终于恶运降临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凶狠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批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他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与悔恨中自缢谢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