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概念里，中共对民主、自由是不喜欢的。在“改革开放”前，在写到“民主”、“自由”二词前总要加上冠词：“资产阶级”。似乎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是不讲什么“民主”、“自由”的。若讲这些，就想要脱离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人们一谈到“民主”、“自由”，就会胆战心惊，甚至谈虎色变。尤其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更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后，与国际往来多了，再这样强硬下禁令，已觉不合时代潮流了，甚至引起国际嘲笑，所以偶尔也谈起民主、自由了。好景不长，稍开放一点，人民觉醒一点，中共就感到江山不稳了。遂打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打击了刚冒出水面的民主意识。直到“六四”以后，对要求民主人士不是关押，就是“流放”国外。国内天下，还是“党”说了算，谁也动不了“党”天下。直到最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永远是“党天下”（不搞多党轮流）。
中共执政后，半个多世纪来的一切政策、措施、法令等，给人们一个感觉似乎中共从诞生起就与民主、自由无缘，是讨厌它的。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共在执政前一直是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是为人民能获得民主、自由而“热情”奋斗的政党，它们是民主、自由忠诚的“捍卫”者。
不信可看以下事实:
一、反对一党专政：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是抗日胜利后的第二年。社论中指出“...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的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二个月后，在《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又一次提出反对一党专政的问题。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政不改变，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安定”，要“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而现在，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三月十日的人大会议上宣布的第一点即是“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也就是说，地球存在一天，中国存在一天，就永远是中共专政，这与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时说的“只有...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这些问题一笔者加）才能完满解决”。现在则不可能与各党派一起走了，最多也是命令它们跟“党”走。
二、民主、自由、人权：中共在1944年1月19日《新华日报》社论中指出：“...首先就要讲求国内的民主、民主就是人权，人权不外乎行使人民权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权利”，“在保障人权方面，我们中国更应当与我们的伟大盟邦---美国---竞赛”，“国内民主与国内和平是密切联系着。”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提出：中国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中共也明确提過民主与一党专政的关系。在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载文的题目是：“结束一党专政才有民主可言”，“...国民党今日弱点，都是在獨搅政权之下形成的,”从而提出“结束党治”。
看来，中共并不糊涂，只有结束党治才可能实现民主，要“民主”是它还沒掌权时需要的。它的目的是要结束国民党的“党治”，而让它来“党治”。
三、新闻自由：在49年前，中共对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是极高极高的。它反对新闻检查、反对出版检查：如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上指出：大后方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提出纷纷抗议！“...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
在1944年10月9日《新华日报》社论中提出：“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 “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从此地可看出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渴望，已到声嘶力竭的程度。
综上所述，中共对“一党专政”制度是多么嫉恶似仇，它们是多么“热爱”民主、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也绝不会想到现在（实际是执政之后）是那样蛮横的、绝对的“一党专政。他們要把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抓的抓、打的打、“流放”到国外的“流放”到国外。就是暂时还没有抓的著名维权人士，也是派人监视、不断地问话、甚至想以车祸方式暗杀。
其实，读者一看即明白，没执政前，它为了夺取政权，当然反对人家对它专政，用民主、自由来发动人民起来推翻掌权者、要革它的命。但一旦自己掌了权，就怕人家革它的命了，什么民主、自由都成了“反動”的东西了。
最后，千万不要认为“伟、光、正”的中共是一贯反对民主、自由和追求一党专政的，而它也是曾有過坚决反对“一党专政”、热烈追求“民主”、“自由”的“光荣”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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