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史学家冯克的新书中文版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新纪元/看中国配图)
给数千万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冯客教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刚出版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纪出版社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出版，对想要了解中国当代史真相的读者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书的作者在副标题中把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大跃进／大饥荒称为“中国浩劫史”，该书的译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相比较一般人都认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作、译者的史识和学力。我想要补充的是：一般的读者之所以把文革认同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更为深重，和这两场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体的不同有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国精英阶层，如干部、艺术家、中国知识分子等等。文革后他们自然地提笔来控诉揭发，一时充溢了所有的舆论管道。而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亡灵，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国农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层的沉默的群体，他们无法在劫后用“伤痕文学”等等的形式为自己伸冤诉苦。另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不足：他们对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灾难还是缺乏足够的关注，因为海内外研究大饥荒的着作远远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作这一如是观，我们实在要感谢所有大饥荒的研究者和此书的作、译者们，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着作还了死在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中国农民的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对大饥荒全景式的历史回溯
和已经出版的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中英文专着相比，冯着的过人之处并不在理论的创新和考据的严谨。但是，冯客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以宏阔的布局，生动的描述，对这一浩劫做了一个主线清晰、语言简明并引人入胜的历史回溯。其源头，诚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乌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今天人们对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这样的单一回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冯着告诉我们：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这一恐怖的造成还不仅在于刚刚经历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中国党外知识分子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更在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其实是毛泽东全面扫荡党内、军内、政府内“反对派”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空前密集的一年。首先，在全国省、市一级搞出了近四十多个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比较着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浙江以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为首；有甘肃以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有青海以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等等。在政府内，毛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一九五六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这样，毛在党内军内都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原来敢于讲真话的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就基本被扫地出门，中央的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一九五六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一九五八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了。如果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其次，就民间政治运动的密集度而言，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文革。早就有人统计，连同还没有结束的“第二次反右”，“肃反大跃进”、“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反坏运动”、“双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瞒产运动”、“平叛、反封建运动”等林林总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而且，如同冯着指出的，这些运动都伴之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两百五十万”之巨。这样，这些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毫无抵制地蔓延开来。继而，又使人对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噤若寒蝉.
不忽略劳改营和军队两个盲点
在一般的对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因为材料的缺乏，劳改营和军营常常是被忽略的两个盲点.自从大陆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字《夹边沟记事》问世以来，成千上万在劳改营中被活活饿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冯着对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阅到的内部文件，指出一九六○年大约有一百八十万劳改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大致死亡率是百分之五，但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却是百分之十，大约共有七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指出：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根据我所看到的公安部的内部文件，这恐怕真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例如，公安部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转发全国的有关广东文昌县冯家教养场有意饿死、打死劳教人员的通报中承认：建场仅一年的这一小小的劳教单位，劳教人员便从一千二百五十五人锐减到二百五十八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正常减员）。由於饿死劳改犯情况的普遍和严重，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向全国劳改劳教单位发出一个“关于制止三类人员死亡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十天一次”向公安部报告囚犯“每天的病亡变化情况”。要“大力抢救病号”，直至死亡。以倡导“阶级斗争”闻名的公安部，在这一紧急通知的开篇却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应当把生活问题当作中心任务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产、改造不好办，而且会增加社会阻力，再犯错误”。如果不是劳改劳教人员极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怎么可能这么有人情味？可惜的是，这一死亡趋势愈演愈烈。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所发的一二四号文件中承认：“目前死亡的数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绝对数字仍然很高……。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较少的十九个地区，今年就有十一个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长.”换句话说，按公安部的统计，如果说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百分之五，那么一九六一年绝对在百分之十以上（可算作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则远远超过了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一，可能是百分之十二──十五。仅按此计算，至少有九十万人在劳改营中被饿死和折磨致死。
冯客在他的书中还细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统计“不包括军队人口”，因为档案被封锁。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浮肿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全军浮肿病患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严重！”这一报告披露：自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仅三个月中，军队人口中新发生的浮肿病患者为“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十二万军人因为饿而得浮肿病。自然，因为军队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国家机器”单位，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剥夺农民的口粮给他们治好的，但绝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五至百分一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治好，数年内也就可能有万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难道毛泽东不知道饿死人吗？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跃进”当中基层大规模地饿死人，大概毛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冯着却用他查到的内部文件告诉人们，毛泽东是基本知情而为之。例如云南陆良县和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一九五八年就直接向毛上报过因为高征购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实情。如果我们看一下同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等文件，更会发觉当时的内部秘密调查和基层干群的告御状早已经如雪片直飞毛和中央。又如，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的河南“豫东事件”里，共死亡十多万人。尽管河南省委掩盖真相，只上报毛“死了五千余人”，但五千余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毛却无动于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苗头在河南一出现，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众于十月二十日直接给毛写信告状，毛还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做了批阅。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调查也直接向毛肯定了这些规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毛仍认为只是无碍大局的局部的现象，如冯着所说：“他无视人民死活”；“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期间，毛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地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跃进全面失控，恶果日益明显时，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着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大饥荒》，但作者并不主张只追究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目下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读完全书，却觉得冯着对毛的个人责任，即他专横暴戾的性格、翻云覆雨的权术等等对大饥荒的影响的客观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