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
2011年10月9日，中共高调举行了辛亥百年纪念大会。会上，胡锦涛江规胡随，重复了江泽民在辛亥9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示的三大基调：中共是孙中山的当然继承者、辛亥精神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和促进中国统一复兴，云云。但会外，关于辛亥革命的另类反思，却传递了不同于三大基调的各种有趣的“杂音”。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种反思“杂音”是：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即，一边是清王朝实行包括废科举、改官制、设咨议局在内的“晚清新政”，而另一边则是革命党人鼓动革命，结果“改革跑不过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仅阻碍了清政府搞开明专制，而且造成了中国连绵不断的大动荡和大流血。
在眼下的中国大陆，不管是左翼人士还是自由派人士，似乎都有一个共识，中国从2010年开始，便已进入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阶段。到了2011年3月，当中共为了防止中东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发生而大紧其张的时候，自由派人士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和危机赛跑”。对辛亥革命的这类反思，给中国的现实存在似乎赋予了从未有过的重要意义。
提出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一个是80年代的思想启蒙者李泽厚，另一个是80年代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萧功秦。李泽厚在2011年8月17日回答马国川采访时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李泽厚还说，“只要保证她（指慈禧）的利益，可以慢慢来，她搞开明专制也可以”、“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萧功秦在他的文章“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中说，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它摧毁了已经走向了开明专制化的清王朝，却无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会的新体制。
这类反思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呢？海外和国内的一些史学家don‘t buy this story，余英时认为“改革和革命赛跑”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他说，根据他所掌握的史料，根本没有什么“晚清新政”，因为慈禧太后至死都不肯放弃权力，不肯改变君主专制体制，而清末实行的一系列措施，目的只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缓和危机。当危机缓和不过去时，才有了辛亥革命。
许倬云则说，“晚清新政”并不意味著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热衷权力的女人，而“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所以整体而言，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
大陆的著名史学家袁伟时和雷颐的看法，与许倬云很接近。袁也认为，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完全是被动的，并且一拖再拖，而清政府抗拒政治体制改革，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最主要原因。而雷颐认为，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经济上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最后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他们还说，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上书统治者，想走改革路线。只是在改革被拒之后，才立志革命。
从这些史学家提供的史料来看，李泽厚和萧功秦的反思有一个明显的破绽：倒因为果。辛亥革命是果不是因，而心不甘、情不愿的清末改革是因不是果。辛亥革命是清末不搞真改革逼出来的。而李萧二人倒果为因的反思并不是辛亥革命真实的历史逻辑。其间的逻辑，就连《人民日报》评论员任仲平都看得清清楚楚。任在他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中，也否定了“清末新政”。他说，“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既然清末没有真正的改革，那么谈何“改革和革命赛跑”？
这里的问题是，李泽厚、萧功秦及其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都是具有很深学养的学者，怎么会看不出这个反思逻辑的破绽呢？或者说，如果明知有破绽，为何还要强力鼓吹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反思有利于中共执政当局，而执政当局却不便在公开场合宣扬这种立场。现在的中共当局搞改革，就像清末政府一样，只限制在经济、技术和行政等方面，不涉及根本权力的变革；但它又担心，中国会因此而出现像辛亥革命那样的结果，于是一种关于清末新政毁于辛亥革命、要改革不要革命的说法，便沸沸扬扬地出台了。
这说明，透过辛亥这面镜子，中共当局在它统治的中国社会，看到了辛亥的影子，闻到了辛亥的味道，甚至感到了一种辛亥有可能到来的恐惧，哪怕这个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要改革不要革命很有鼓动力，因为中国深受辛亥之后“不断革命”的戕害，无人愿意再看到中国出现大动荡大流血大斗争大死亡的结局，但革命并非必然是暴力，现代文明下的和平理性的抗争也是一种革命。
史学家说，辛亥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统治者主动变革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这话大体是不错的。但是，既然清王朝的政治转型，都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如今中共执政集团又焉能跳出它的“党天下”的制度框框呢？而一心维稳、抱著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连和平理性的抗争都不允许的胡锦涛执政当局，似乎更坚定了决心，要与党国共存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