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3日，我接到一个采访任务，去报道法院对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热门候选人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性侵案的审理。由于卡恩“显赫”的社会地位，从他5月14号被捕那天起，此案就一直是媒体关注的重中之重。
8月22号，媒体已经在大报特报检控官申请将对卡恩的指控撤消之事，所以23号的开庭，只是看法官的态度了——当然也可以马上决定卡恩的命运。
虽然我们提前了近一个小时到达，但法庭外面，还是已经人山人海了。确切的说，应该是记者山记者海，摄像机山摄像机海。
看到这架势，又想起同事兰青的名言：“纽约没有不重要的新闻。”作为世界之都，纽约真是名不虚传，不知有多少家各国大小媒体在此“安营扎寨”，天天等著抢大新闻。
法院对面的马路上，一字排开好多部摄像机，外加好多照明灯，显然是供记者做现场播报的；紧挨着法院那边的一块空地上，安放着一个用来放摄像机话筒的架子，上面已密密麻麻以各种方式固定了不知多少个话筒，让那架子变得头重脚轻、摇摇晃晃，好象随时都会散架或扑倒在地。
我奋力将新唐人的话筒用橡皮筋绑在最外面的一个话筒上，我的摄影师已经没有地方架机器了，只好矮下身来变成“第二排”，以免挡住后面已经架好的那排摄像机。
看他也安顿好后，我急急往法庭里面走，期望能去旁听审理。
到了指定的楼层，远远就看见楼道里站着好多人，外加好多保安。过去一打听，原来法庭里的早已人满为患，没有座位了，所以谁也不让进了——这个局面其实已在意料之中，只是不亲眼看见还是不甘心。于是跟其他人一起站在楼道里等，虽然明知等到“座位”的机会几乎是零。
很快就听见，排在我前面几个黑人女性，在跟一个黑人男子争论。男子说什么我没听清，那几名女性，则是来支持指控卡恩强暴了她的酒店服务员迪亚洛（ Nafissatou Diallo）的。她们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包括DNA什么的，显示卡恩确实性侵了迪亚洛，而他这次能够逃脱指控，显然是金钱和社会地位起了作用。
事实上，我来的时候，法院外面就已聚集了很多抗议卡恩的人了，她们主要是女性，黑人白人都有，也有个别男性黑人。
等了大约三、四十分钟吧，突然看见紧闭的法庭门开了，几个法警护着几个人走出来，飞快的上了一部电梯走掉了——并阻止其他人尾随，随后又看见一个穿着灰西服的神情忧郁的黑人男士走出来，有人悄声告诉我，他便是迪亚洛的律师。
我一边用电话跟我的摄影师联络，告诉他作好准备，一边飞快的挤上下一部电梯，飞快的跑出法庭大门，这时之前放话筒的那片空地，已经完全被记者“占领”，为不成为摄像机的“众机之的”，我猫着腰在地上“匍匐前进”，愣是挤到最靠近那堆话筒的地方，才找到一点空隙赶紧一屁股坐下来。
坐下之后，急忙向身边的记者打听庭审结果，虽然她看起来也不象是参加了旁听的，但消息已经以不为人知的方式传开了：法官同意了检控官的撤诉请求，卡恩终于“无案一身轻”、成了“自由人”了。
接下来的事，基本就“无甚悬念”了。卡恩的律师团、迪亚洛的律师等等，一一对在场媒体发表简短的讲话。这中间只有一个饶有兴味的小插曲：卡恩的律师Benjamin Brafman太矮了，往那堆话筒后一站就看不见了。不知是哪个记者飞快的递给他一个小凳子，他一站上去，立刻高了一个头，在周围记者善意的哄笑声中，他才开始正式讲话。
Brafman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他把检控官撤诉这种“自我否定”的行为称为“有勇气”的。卡恩的另一个律师William Taylor则发表感慨说，在美国，不论你是谁，无论你在社会上的角色是什么，无论你多有钱，你都有可能在飞机场被铐上手铐带走。
迪亚洛的律师Kenneth P.Thompson则称这是一个悲惨的日子，他的当事人被法律和正义“抛弃”了。他还誓言要再替她通过民事途径寻求公义。
另一个黑人律师义愤填膺的说，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只有一名黑人妇女成功的把一个白人因强奸送入监狱，这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听了这些，不由让人想：看来，种族问题在美国，依然还是一个“事儿”啊。
简短的讲话后，他们都匆匆离开了，在场的媒体大部分也一哄而散，回去赶新闻了。也有少数留下来，采访抗议的人。
我也随机采访了两位，其中Gwenn Goodwin曾经参加过09年纽约市市议员的竞选。据她说，她16岁时也被性侵过，之后头脑和思维非常紊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是很正常的。她坚信卡恩的确强奸了迪亚洛；而迪亚洛以前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跟此案根本无关。检控官无视DNA等证据，而只根据迪亚洛说话前后矛盾就撤诉，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作为一名记者，我无从判断、也无意去判断卡恩到底“犯事”了没有，但泛泛的讲，西方法律实行的是“无罪推定”，在不能证明一个人有罪时，他就被认为是无罪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冤枉好人的几率，要比放过坏人的几率小很多。也就是说，要给一个人定罪，不是那麽容易的。
在此案当中，迪亚洛的“谎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因为她被发现撒谎了，所以她再说的什么都被认为不足以取信。
这让我想起在澳洲听到的一个说法，以及一个经历。这个说法是：华人的到来，大大促进了澳洲的法制建设。意思是说，原来澳洲的法律或制度中，有许多让华人一 眼就看到的、可以利用的漏洞。这些“漏洞”，在“澳憨 ”们看来，从来就不是漏洞，在“聪明”的华人眼里，就不一样了，于是大钻特钻，逼得“澳憨 ”们不断制定新的法律或制度去堵这些“漏”。
“堵漏”的具体例子，我没听说过，但亲历的一件事，却让我相信这种事是存在的。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从大陆到澳洲来留学，母亲托我照应一下，于是我把他接到家里住了几天，有一天他自己出门到学校去办手续，回来后告诉我：下火车出站时，根本没有人检票，一路上也没有人查票，早知如此不该买票了！
他说的如此理直气壮，外加又如此没把我当“外人”，我一时倒不知怎样回应才好。思忖半天，才根据他当时能接受的程度和方式，缓缓的说：“千万别逃票，要是抓住了至少罚500，很不值当。而且西方社会消费都是用‘信用卡’的，在这里‘信用’最重要。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他先信任你；但当你一旦被发现不值得信任时，他就一辈子也不再信任你，给你记笔黑帐，让你永远背着，这就更加万万不值当了。”
从大陆刚刚出来的人，我觉得只有选择那样说，才可能是最有效的。谈什么“不道德”、“不应该”，可能只能被当时的他嗤之以鼻。
话扯到这里，有点儿远了。但卡恩案中的迪亚洛，显然就是“一朝撒了谎，再也无人信”了。如果她在此案中真的是吃了什么哑巴亏，也许这就是一个教训吧。（值得一提的是，卡恩的律师Brafman承认，卡恩有过“不当行为”，但那不是强奸。）
抗议的人们依然在叫得山响。但此案的“胜利者”，显然是早已不声不响走掉的卡恩团队。中国有句俗话叫“会叫的狗不咬人”，在海外，那些大声“叫嚷”的，其实经常是些“少数派”或弱势群体。这一点也跟中国大陆正相反。大陆是越是弱者，越是卡着你脖子不让你讲话。其实，真正健全的社会，哪里怕人嚷嚷了？就象这些抗议卡恩的，又能把早已走远的卡恩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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