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图左）曾是延安的鸦片专员，将中共军队种植的鸦片贩运到国统区和日占区。（网络图片）
目前，国内一些电视台正在播放赞颂中共前领导人任弼时的电视剧《任弼时》。不过，该电视剧没有告诉观众的是，当年任弼时还曾是延安的鸦片专员，通过将中共军队种植的鸦片贩运到国统区和日占区，进而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提供资金。
任弼时，1904年4月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现为汨罗市），1921年前往苏联留学，次年加入中共。归国后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中共武装暴动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并率领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北上逃跑。抗战期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延安鸦片专员。
当年，中共被国民党赶到西北后，因不抗日反打国民党军队，被国民党断了经济来源，经济因此捉襟见肘。为了实现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领导人遂在南泥湾开荒种鸦片，并贩卖到国统区和日占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经过实地调查后曾披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而任弼时就是当年的鸦片专员。原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亦提到：“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关于这个鸦片专员对种植鸦片的看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级官员看的“内部参考”中有这么一条新闻：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个傍晚，红军专员任弼时和美国记者斯洛顺着延河边一同散步来到了宝塔山下，任专员摸了摸那为要显示自己党内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胡，手指著一大片金黄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对斯洛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带着稚气的年轻的斯洛，显然还没有跟上任专员的思路。任专员继续着他的话题：“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著……”
看来任弼时在国难当头之际，对于贩卖鸦片之事是颇为赞同的。或许正如中共党魁毛泽东所言：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据莫斯科特派员的日记记载，“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认同贩卖鸦片对中共的重要性，中共为何还要将其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呢？看来当年中共还是需要块遮羞布的。同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并将鸦片不断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戕害同胞的中共相比，提倡“新生活运动”、禁止鸦片的国民党在道德和行为上都远远超过中共。
如此忠于中共的鸦片专员任弼时大概不会想到，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的他会遭到上天的惩罚。据说，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做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医生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
当苏联的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主动派了一个苏联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专家们在会诊的报告上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20多天的治疗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健康似乎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因此于5月28日回到北京。熟料10月底突发脑溢血，于10月27日不治身亡。
任弼时死后，毛泽东罕见地出席了其葬礼，这是中共掌权后的第一个葬礼。毛大概是想向党徒们表明，任弼时的所作所为党是肯定的，鸦片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而中共新领导人则继续著欺骗的传统，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不知地下有知的任弼时是否愿意接受这死后的“荣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