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核心：看事阅人，评价历史人物都应该“从大处着眼”，而不应该纠缠个别事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五权宪法政治主张和人格理想，至今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台湾已开始实现，仅此两点，就足以让我们后人景仰。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阅钱文军先生大作《孙圣人是国共两党的神话》，感到很不解，有些话不吐不快。
诚如“编者按”所言：“此文反映当前大陆思想界的一种动向”。如对孙中山先生“自称博士”、“出卖国土”......的指控，几年前己有袁伟时石破天惊首先提出过，惜应者寥寥。
今天的中国极类似百年前的清末，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中共官方忌讳辛亥革命类比晚清。此时，海内外却突然出现一股翻炒康梁“改良主义”、否定辛亥革命的思潮，与中共不谋而合。笔者不敢苟同。百年前，满清王朝为了维持其政权，一面行“新政”，办实业、练新兵、废科举、开学堂......另一面顽固地拒绝任何政制改革，从“钦定宪法大纲”到“重大信条十九条”都坚持“大清皇权，万世一系”，以镇压“保路运动”来“维稳”、以成立“皇族内阁”来敷衍人民大众政制改革的要求。
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当年在北京设的灵堂。
鼓吹改良甚至人身攻击令人反感
结果人民大众忍无可忍，直接引发辛亥革命推倒腐朽的王朝。百年历史轮回，今天中共政权面临濒于破产的经济，不得不进行所谓“改革开放”，但同样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一方面血腥镇压维权运动，扑灭“茉莉花革命”；一面又笼络个别的知识分子大唱“党主改良，告别革命”的歪论，企图蒙骗人民放弃抗争、放弃革命，静候他们遥遥无期的从上而下的“改革”。
眼下袁伟时、李劼、钱文军、余杰、邵建等先生集体翻炒梁启超“改良主义”，否定孙中山“辛亥革命”，甚至不惜对孙中山先生进行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实在令人惊骇、令人反感。笔者怀疑是否有些人长期被中共灌输“狼奶”，中毒太深，以毛泽东幼稚荒谬的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机械化二元论来研究和看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只因“国共两党共尊”就要反对？窃以为研究历史还是应以尊重事实为重，万不可以政治观点先入为主。
钱先生大作虽一鸣惊人，但不少立论缺乏历史常识。
比如钱文说因为“国共两党共尊孙中山”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和台湾被称为“国父”，确实得到广大民众由衷的尊敬和爱戴，名垂史册；可是在共产党和大陆方面尽管毛泽东不得不尊孙中山为“民族英雄”和“革命先行者”，但骨子里是完全否定的。“肯定”也只是一个空壳子。对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女士，文革中一样受到迫害，江青派红卫兵去上海抄她的家，捣毁宋父母在上海的陵墓，还扬言要剪掉她留了多年的发髻。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女士因政审连续数年不得进大学。对孙夫人、孙女如此，可见辛亥革命在共产党的价值观里还有多少价值？
欧美很多革命都带来民主宪政
钱文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民主共和制度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
确实苏俄的十月革命曾经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贫穷落后国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灾难，但这只能说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础和经济落后国家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
最典型的是英国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一七七六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在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而且明治维新并没有让日本实现民主宪政，明治维新后日本长期处于天皇和军人共治的军国主义状态，直至二战结束，麦克阿瑟将美国民主移植日本，才完成了政制民主化。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功臣并非明治维新，而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
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华盛顿，他领导独立战争取胜后，不少人“劝进”他当国王或当终身总统，但是他都严词拒绝，功成身退以身作则为美国奠定了民主宪政的基础。怎么能武断地说“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者”？
攻击孙中山一生捣乱失败，最离谱
与此同理，钱文严词批评辛亥民国史专家金冲及先生说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不但在亚洲是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是我们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钱文军强拿一个袖珍小国圣马力诺与中国相比，也未免太勉强了。
最离谱的是钱文说：“中山本非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事情，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病死。......他一生皆至民族大义于不顾，有奶便是娘。就连那个‘新三民主义’，也是按照苏俄的指示逐条修改才发布出来的。......”
孙中山“爱国”还是“卖国”的讨论在两岸三地均有所闻，比如杨奎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一文说：
“问题是，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杨奎松先生另一篇术著作《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对此有非常独到和正确的见解，笔者认为对于曾饱受中共“爱国主义教育”洗礼和灌输的大陆学人能有这样的认识和言论，真是非常了不起！佩服之至：
“对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他想爱的，则是其计划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张并由他的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
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
例如，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国家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来近乎卖国行为，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
钱文军居然引用臭名昭著的祸国殃民大暴君毛泽东用以形容“一切反动派”的名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来套在被毛称之谓“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头上，“语出”是够“惊人”了，之不过真是匪夷所思！不知钱先生等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世界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萨姆．詹森 Samuel Johnson)
钱先生说孙中山“一生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事情”，请问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算不算“一件像样的事情”？而要不是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地组织发动十次起义，大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唤醒民众，辛亥革命会平白无故地突然发生吗？
大众公认，看事阅人都应该“从大处着眼”，而不应该纠缠小事不放。无论如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政治主张，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在今天的台湾已开始实现，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仅此两点，就足以让我们后人景仰。
钱文中另一段令人惊骇的雄文如下：“其实‘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戴在孙中山头上远比戴在袁世凯头上更合适”。笔者个人感觉，若此言出自海外学者之口，就真是既令人震惊又难以想像了；但出自大陆人士之口，则毫不奇怪，大陆人被毛泽东改造了几十年，其思维行动方式无不打上毛的烙印，武断、扣帽子、暴力语言，不负责任。罔顾历史事实！
笔者认为，一、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对于有些尚未证实的孤证，要通过正反两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结论；一切要以行动言论衡量，不可妄自揣测别人的心理活动。二、现时正当中国民主化面临突破瓶颈关键时刻，否定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只会有利于中共专制苟延残喘，有百害而无一利。
（写于二○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香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