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花是梅花。三蕾五瓣，代表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且梅花凌冬耐寒，令人效法其所表现的坚贞刚洁。梅开五瓣，象征五族共和，具有敦五伦、重五常、敷 五教的意义；而梅花“枝横”、“影斜”、“曳疏”、“傲霜”同时亦代表易经中“元”、“贞”、“利”、“亨”四种高尚德行。
四日下午我骑了卢家大哥的脚踏车，绕市区一周，看看沈阳市的情形，同时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个商人，一个小商人。因为我和韩清涛约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关内逃亡。
在火车站前，看见了许多伤兵在讨饭，在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盖着草席的一具尸体，尸体旁边写着一片粉笔字，大意是说：他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败，他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他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过地上的遗书，再悄悄的走过去。
那是一个离乱时代的悲惨而动人的故事。那里面蕴藏着国魂和军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韩清涛，他躲在黑暗的一间小屋子中，他问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说：再不能停留下去了，听说共匪入城一周以后，要进行一次大搜查。
然后我再告诉清涛，我在太原街看见地上遗书的故事。清涛开始流泪，我则说：我到底在沈阳城中，国军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失去已久的“国魂”和“军魂”。祇要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再度回来的。
清涛也告诉我，他的那个做匪谍的侄儿，到处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虑，而且度日如年。那时清涛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担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为我们的预定是从沈阳徒步走到山海关。而且决定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共匪如何留难，一定要坚持我们是一个商人，清涛的身份是“货郎”，他必须知道，针线、扣子、化装品，包括香皂，毛巾的价钱，我自己的身份则是在车站旁边买杂粮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面的价钱。以便在路上应付共匪的盘查。
我过去自长春撤退时，领了一个准备避难的身份证，职业栏内，填的是商，这次可以派上用场，韩清涛在沈阳紧急时，也弄了一张身份证，职业栏内也是商。我们相信，大约可以冲出囚笼。
吉林被围十八天
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起，共匪开始向吉林进攻，并完成了包围态势。吉林的守军，正是不久前刚刚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宣慰过的云南部队六十一军。那支队伍，当时的士气很高，防守严厉密，而且不大虚发子弹。
共匪在东北地区，所采用的战术，一直是围“点”打“援”，所谓围点，就是围住一座城池。所谓打援，就是埋伏下兵力，截击援军。同时他们善用“口袋战术”，等国军孤军深入袋形阵地中，他们就包围上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吉林省会永吉被围困时，自长春、四平两地驰援的国军，在试探中前进驰援，到了吉林被围的第十八天，长春四平两地的国军，才在吉林会师。
在吉林被围的一段时期中，长春的中正日报，常有极其确实的独家新闻发表，而那些新闻，多是梁华盛将军在长途电话中，自己讲给总编辑张知挺的。
不过在当时，战况愈紧张，报纸的销路愈好，吉林围城时，中正日报的销路，直线而上。但张知挺却说：他宁愿报纸垮台，也希望吉林之围，早日解除。
吉林解围之后，梁华盛来过一次长春，也到中正日报的董事长办公室坐了一下，对中正日报的表现，也多所鼓励。那时中正日报比省府的机关报吉林日报办得确实高明得多。惟一差劲的就是报纸的标题常有广东句法出现：例如称“抵达”为“抵步”……因为编辑部的班子，百分之九十是广东籍的总编。
当然吉林省政府中，也有许多广东人，那些追随梁华盛将军的广东人，在吉林和长春一带，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冬天，怕下雪，怕吃高梁米饭，也怕吃面食。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中正日报中的广东编辑，便想请假，回广东的中正日报工作。
沈阳紧急
现在我们把话题再回到长春。三十六冬天的长春，是在宁静而肃杀中度过。那年冬天，共匪林彪的第四野战军部队，自松花江南下，绕过春长，直扑沈阳。当时共匪的行军方法是昼伏夜行，以避开国军飞机的空中侦查。共匪的部队，也不结营，他们专住民房，对新窃据的农村，既不清算，也不鬪争，而且呼农民为老伯。部队开走时，替农民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用虚伪的手段来骗农民纯洁的感情。但等他们一站稳脚步，清算鬪争，立即展开，等人民觉悟到共匪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后苦”的那一套时，已经为时太迟了。
三十六年冬天，共匪就是用嘴甜心狠的手法，骗过长春以南的农民，昼伏夜行的接近沈阳。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沈阳外围，突然发生激烈战，十二月廿五日，共匪猛攻沈阳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陈诚将军曾调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的部队空运沈阳增援。北宁路上，也兵车辘辘，军运频繁。
那时也就是陈诚将军，在病榻上指挥军事调动的时期。在当时中央政府也下定决心，保卫东北。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军所占领的地区是城市，是点，而共匪所盘据的地区是乡村，是面。正符合了共匪所推行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他们的部队使用的是轻装备，而我们的部队在行军时，要挑着大锅、餐具，以及粮草。
市政府的应变工作
长春市政府所作的应变能力，不是准备如何武装民众和共匪进行一次巷战，而是替各级官员，填写假的身份证，盖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闻记者，也发给一张假的身份证。市政府在发假身份证时并郑重说明：是给大家作为逃难之用，使共匪在进城后，无法根据身份证逮捕公教人员。同时把市政府保留的户籍册，也先行烧毁。这些作法，都是一些失败主义的作法。但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
人们的脑海中所想的是怎么逃难，如何能搭上飞机，当地居民，把“接收大员”，称为“劫收大员”，以发泄胸中的愤怒。事实上那些人民都是爱国而且反共的。甚至有人翻出旧帐说：九一八时候，官员们把人民丢下跑了，让他们受了十四年的异族迫害，现在共匪还没攻城，而大官们却已作逃走的计划，又把他们丢下，任由共匪宰割。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感情显得特别激动，我每次到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上课时，学生们都要求，替他们分析时局的发展。他们并且表示：在抗战时期，他们没能为苦难的国家尽点力，这次在剿匪之战中，他们倒想替国家流一些血。但是他们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国家的事，似乎没有人管。
面对那些纯洁的灵魂，我实在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他们。但却觉得这批大孩子，十分可爱。
本文出自于衡先生的“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匪踞东北之忆”
